范和生：中国应怎样认识拉美

　　防止贫富差距“拉美化”，坚定不移地完善社会保障与分配制度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后，受严重冲击的拉美国家逐渐改变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并在50年代得以广泛推行，取得了显著成绩，迎来了工业化的高潮期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到80年代末，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重工业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间，拉美经济经历了一个相对较快的持续增长时期，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5.4%，人均GDP年均增长2.7%。但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状况。不但没有消除贫困落后的现状，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反过来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拉美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但效果差强人意，收入差距过大现象仍较为严重。

　　拉美贫富差距的概况。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在警戒线以上。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以上时，则表示收入差距很大。近年来，随着拉美各国经济方式的不断转型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逐步改革，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逐渐下降，收入差距也日益缩小，但大部分仍处于警戒线以上。21比较18个有数据资料的拉美国家基尼系数，1990年有3个国家在0.6以上，10个在0.5至0.6区间，5个在0.4至0.5区间。2010年，18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整体有所下降，全部低于0.6，处于0.5至0.6区间的国家增加1个，达到11个；位于0.4至0.5区间的国家增加1个，为6个；低于0.4的有1个（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拉美和加勒比经委会网站

　　阶层间的“马太效应”有所缓解，但城乡差距仍旧明显。“马太效应”作为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指社会财富在阶层间分配过程中存在“两极化”倾向，也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状态，穷人的收入增幅远低于富人的收入增幅。近年来，拉美国家收入分配高度集中现象有所遏制，“马太效应”有所缓解。拉美地区贫富分化的教训是，在总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庞大的群体被排除在发展之外，那么社会很可能陷入危机，经济也往往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以巴西为例，巴西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52.8%下降到2009年的46.5%。即使如此，巴西的贫富分化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发生根本变化。巴西的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制约着其现代化发展，虽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没有继续恶化，但财富的集中度仍居高位。此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也严重影响着拉美地区收入分配的平等。联合国区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农村基尼系数要低于城市的现象。2004年秘鲁农村基尼系数为0.40，比城市低0.07，2005年哥伦比亚农村基尼系数为0.50，比城市低0.09，2006年巴西农村基尼系数为0.54，比城市低0.05。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居民收入普遍较低，与城市居民收入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说明，尽管城市居民收入相对较高，但相互间的收入差距要比农村地区大。22

　　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贫困问题仍然很严重。贫困问题是长期困扰拉美国家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20年间，拉美经历了一个“社会贫困化程度明显加剧——贫困现象略有改善——减贫进程停滞不前”的过程。23从总体上看，拉美的贫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略有缓解，贫困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但贫困程度还没有降低到1980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尽管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将反贫困列为政府社会政策的重点，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地区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这些政策尚未系统化、制度化，难以应付长期积累的社会贫困问题。当前，拉美国家贫困人口总量依然很大，贫困率仍然很高。2010年拉美国家贫困线下的人口高达1.85亿人，占拉美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农村贫困状况比城市更为严峻，近一半的农村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近三分之一处在赤贫线以下。

　　拉美贫富差距悬殊的启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分配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建立全面、公平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把保障作为民生之基，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健全覆盖全体市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加快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全覆盖。逐步形成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核心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完善被征地农民和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完善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大力发展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机制；扩大转移支付，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收入标准，特别是要增加农民最低收入保障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缩小收入差距。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政府的监管和调控职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反之，则会滋生各类社会问题，威胁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国应吸取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既要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又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作用。完善要素市场，推动地区、行业、职业、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进一步完善市场规则，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作用。制定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合理政策，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特别是要加大对低收入地区的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技术、人才，带动贫困地区发展；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提高社会最低保障标准，完善分类救助制度，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

　　摒弃拉美功利主义经济理念，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生态文明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拉美国家适应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要求，大力推进工业化转型，引进外资，发展资源密集型经济，结果造成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稀有资源逐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问题成为严重影响拉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拉美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成因及表现。拉美地区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对资源的攫取，导致对生态环境的“开发性破坏”。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发展，实施“进口替代”模式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要求国家尽可能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原材料和技术，生产本国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其核心是发展满足于本国市场需要的制造业，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工业制成品。24这种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资源，其必然结果是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随着全球化的推动，1982年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为了实现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梦想，违反自然规律，鼓励外资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向亚马逊地区投资。但由于法规不完善，规划不合理，加上投资者急功近利，不顾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毁林开荒，伐木建场，致使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1998年，亚马逊热带雨林被毁面积达1.68万平方千米。1999年2月，巴西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无限期地不再受理开发亚马逊森林的申请。巴西热带雨林面积的减少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世纪性过失”。25

　　拉美国家“超前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导致生态环境压力巨大。1960年到2013年，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由1.1亿人增至4.9亿人，增长了3.5倍。拉美地区有21个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三国的城市化率在80%以上，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巴拿马、古巴、多米尼加等12国的城市化率介于60%到80%。26由于超前城市化，巴西、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城市贫困化问题日益严重。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居住在城市。由于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致使城市居民基本的卫生和环境等公共设施严重缺失。尽管某些政府增加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城市环境和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大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根本提升。

　　拉美国家生态失衡的启示：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当前，拉美国家正在审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不断从自身发展历程中总结规律，汲取经验和教训，逐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行动。如2003年巴西亚马逊州制定的“绿色自由区计划”，旨在实现生态健康、社会公正和经济可行的农牧业生产。2010年1月，智利通过20417号法设立环境部取代环境委员会，同时成立环境评估服务局和环境监管局，逐步完善本国的环境保护监管体系。这给我国的启示是：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其二，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以科学技术为手段来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合理配置自然资源。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可持续的功利动机。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合理进行功能区划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推动经济、社会、环境的绿色发展。

　　其三，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转变关于发展的传统观念，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受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其四，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监督和执法力度。加快推动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立法工作，处理好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逐步构建系统、完善、高效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把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写入宪法，从根本大法上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环境和资源立法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结语

　　继2013年出访拉美之后，习近平主席于7月15日至23日再度访问该地区，中拉关系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中拉合作也“换档升级”。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主旨讲话中提出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命运共同体”逐步形成。诚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拉美地区在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具有许多共性，拉美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教训及经验值得我国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就会出现“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当前，拉美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对社会治理的潜在威胁仍然很大，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难题日益增多，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凸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问题都是可治理的。然而，在短时期内拉美国家实现可治理性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困难。拉美国家必须在稳定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消除政治体制的脆弱性。通过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社会改革，减轻社会发展的负担，推进民众对本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进程，从而增强人民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为拉美国家的发展创造优越的内部条件，同时也要加强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反恐联合行动，为拉美地区的可治理性消除外部安全隐患。

　　注释

　　1亦卓：《全面透析拉美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04年11月9日，第2版。

　　2孙岩峰：《探索拉美特色的政治模式——独立以来的政治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7日，第6版。

　　3袁东振：《民主化进程中拉美国家政治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拉美国家政治不稳定的一种解释》，《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7～13、63页。

　　4郭树永、唐小松：《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第109～112页。

　　5曾昭耀：《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几点经验》，《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9～23页。

　　6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29～35、80页。

　　7杨建民：《公民社会与拉美国家政治转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3期，第3～9、79～80页。

　　8袁东振：《当前拉美社会问题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1～56页。

　　9江时学：《论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52～58页。

　　10韩琦：《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特点》，《世界近代史研究（第三辑）》，2005年9月，第226～240页。

　　11张学勇、金雪军：《经济自由与非传统安全——基于拉丁美洲的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1期，第47～51页。

　　12王友明：《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当代世界》，2012年第7期，第57～59页。

　　13徐世澄：《拉美有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2012年第30期，第52～53页。

　　14刘维广：《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简析》，《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济南，2007年10月，第156～165页。

　　15［美］彼得·哈基姆：《拉美地区的腐败》，王倩译，《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6期，第12页。

　　16江时学：《“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4页。

　　17江时学：《拉美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47～51、6页。

　　18李晔：《中国社科院发布2013～201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黄皮书》，新华网，2014年4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28/c_1110452596.htm。

　　19吴白乙、刘维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3～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0郑秉文：《拉美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发》，《当代世界》，2013年第6期，第10～13页。

　　21马强、孙剑平：《拉美国家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理论导刊》，2011年第3期，第108～110页。

　　22余芳东：《国外基尼系数》，《调研世界》，2013年第5期，第57～60页。

　　23刘新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拉美政治学科”前沿报告》，《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55～62页。

　　24苏振兴：《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第79～86页。

　　25杨志敏：《从拉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问题看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意义》，《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44～48、80页。

　　26吴白乙、刘维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3～2014）》，第3～5页。

　　责 编／马冰莹

　　How Should China Understand Latin America?

　　—Dynamics of Relevant Research i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Fan Hesheng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main countries of Latin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the tide of modernization. After dramatic political change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has basically stabilized, but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corrup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democratic "fatigue"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rapid urbaniz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city population expansion and the great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have caused a huge crisis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utilitarian resource-dependent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led to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Sino-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have entered into an important period of adjustment.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 develop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ing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preventing wealth disparity and adhering to a sustainabl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road.

　　Keywords: studies of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over-urbanization, wealth disparity, ecological development

　　范和生，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政治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拉丁美洲研究。主要著作有《社会学》、《现代社会学（上下册）》、《行政管理新论》、《转型期安徽劳资关系实证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