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文燕 傅柒生：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分析

■内容提要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它是为了解答当时摆在中国革命面前的重大问题——如何把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红四军，在闽西革命斗争大好形势环境中，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的支持指导下，把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同红四军的实际相结合，总结南昌起义两年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逐渐认识并不断探索纠正克服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得出的伟大成果。

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建设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作为确立建党建军纲领的重大历史事件，古田会议的召开有深刻而特定的历史背景。本文试图从更新更宽的视野来关注古田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和因素条件，形成一个相对更加清晰的历史概述和更加全面的研究论述。

国际共运史上亟待解答难题的严峻考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土地革命的客观基础。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农民在党和军队的成份比例占优势，而且越来越多。据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时统计，党员成份中农民占76.6%，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总人数中工人成份比例减少到了7%。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一个先进的党要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份，以城市工人运动为重心。相反，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代替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党必然丧失先锋模范作用。何况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身上与生俱来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到党内中来，势必严重妨碍党的路线贯彻执行，削弱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国际领导人、苏共领导人，包括斯大林等都对此表示非常担心，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变质，变成农民党，极力主张中国共产党要重点抓工运，要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实践证明，共产国际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共产党建设的模式来解决中共问题的思路是不正确的。因此，如何建设一支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军官兵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遇的亟待解答的崭新问题。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就关注到了中国国情，《共产党》月刊发表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他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但是到农村去开展革命斗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形势所迫或者近乎被逼上梁山的无奈行为，而非大多数共产党员心怀农村广阔天地的自觉行为。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没有找到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有效办法，这就客观地成为了古田会议召开前摆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时代疑问和考验，这个难题解答不可能也的确没有一蹴而就，而是在一个较长时间诸如红四军一样艰苦的探索和总结中实现和完成的。

克服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内在必然

国际共运史上的崭新课题同样摆在了红四军面前，而且更加彰显，正如《古田会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红四军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众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其根本原因，“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 红军初创时期，兵员成份复杂，尤其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占了很大比例。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大约4000人，有党员1329名，其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6．6％，工人出身的党员仅占23．4％。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必然身不由己地把他们固有的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思想带到党内来，加之尚处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党内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的正确路线教育，就使得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红四军党内不断滋长流毒。

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等人对红四军和军中党组织的建设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表面上看是组织机构设置的问题，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5月底至6月初，红四军分别在永定湖雷和上杭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委机构时，大家众说纷纭，互不相让。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的要求，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一篇长文章，毛泽东在文中尖锐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 毛泽东指出：“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只可惜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认同。更有甚者，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利用三克龙岩城后较安定而且优越的斗争环境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延续如前的这些正确观点得到的支持很少，在会上受到的批评比较多，连他的前委书记一职也在会上落选，由陈毅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了评价：“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果是不好的。” 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四军，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红四军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显得力量单薄，机关不健全，而且“八大”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自由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广大官兵逐渐认识到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生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要求毛泽东回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如何纠正和克服红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也成为红四军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成为古田会议召开必要性的重要因素。这个难题引起了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人的浓厚兴趣，最终在古田会议上向世人交出了一份特殊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