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虹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随着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精进，对于甲午战争中一些人物的看法，史学界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就择其要者，略加阐述。
李鸿章：以前，李鸿章一向被视为“奸臣”，说他在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保存北洋实力”。作为总指挥，李鸿章奏报说，北洋海军仅有八艘主力军舰可资海战，且装备过于落后，后勤保障不足。若与日本海军决战，胜负难料。因此他主张舰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作为战略威慑来牵制对手，使日军在海上活动始终存在顾忌，并寻机歼灭弱势敌舰。简单地说，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判断是，攻固难胜，守则有余。事后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客观的。
对中国陆军，李鸿章知道能派上用场的并不多。以淮军为主体的、担任北洋边海防卫的陆军只有5.4万人，其中机动兵力2.5万人。这些为国戍边的勇营部队，却不在国家编制之内，一应吃穿用度均由地方自筹，身份类似民兵。大清的正规军是八旗、绿营，虽近百万却不堪使用，每年还要花掉清廷2000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
与之相比，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有12万人，几乎全部投入了中国战场，战时任何一个兵团均在3万人以上，超过中国机动兵力的总和。甲午之战，日本是举国总动员，中国却只是北洋地区总动员。这个是皇帝定的，怪不得李鸿章。
事后来看，李鸿章如果能在自己掌管的洋务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研发力量，自主生产出像日本那样的重火器、开花弹，或许战场上的胜算能大一些。
翁同龢：此时光绪皇帝极为信赖的，乃是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亦是清流党的领袖。清流党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虽饱读诗书却不谙时务，仅凭道德标准议论时政，任何对外妥协的官员，都会遭到抨击甚至被指为“汉奸”。后世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往往是从清流奏章中找到的“史料”。
李鸿章当时的职务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即环渤海地区）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的权限仅及于直隶一省，是地方官员。李鸿章驻节天津和保定，不仅无法直接参与清廷的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早就对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翁任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尚书时，1891年全力推出了外购军火的禁令。甲午战争期间，清流对李鸿章及其海陆部将的无端参劾滚滚而来。这些参劾不管事实是否准确，只看是否惊世骇俗，因此往往极尽编造、夸大之能事。如果编造的故事过于离奇，以致君怒罢官，言官反而感觉十分骄傲，认为自己强项敢谏，满朝清流还会以之为榜样。
因为弹劾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奏章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日军的炮弹。淮军大将卫汝贵冤死刀下，海军统帅丁汝昌险交刑部治罪，均拜清流所赐。有篇弹劾李经方（李鸿章之子）甘当日本人驸马的奏折，极为荒诞，翁同龢却大为赞赏，称其写得“绝妙”。将政见之争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这是翁同龢之过，也是他最终被慈禧和光绪弃用的原因。
叶志超：平壤之战，是甲午陆战的转折点。清军一败涂地，彻底击溃了人们对大清陆军的信心。多年以来，下令从平壤北撤的提督叶志超，被斥责为贪生怕死的“逃跑将军”。但叶志超一向作战英勇无畏，有“叶大呆子”之称，何以在平壤竟判若两人呢？
9月15日，叶志超统率1.5万清军驻守平壤，与1.6万余日军苦战一百天。卫汝贵部盛军、马玉昆部毅军顽强作战，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为国捐躯。日军进展有限，整个白天的战斗可谓势均力敌。然而，集结到平壤的清军，都是勇营部队，虽是国防精锐但却不在国家编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接令后火速出发，军火、粮食、辎重等大宗物资，无法随军大量携带，只能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线转运。
清军杂乱而迟缓的后勤，没能及时将弹药、粮食运到。平壤守军15日激战一天后，弹药已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一天同等强度战斗的消耗。最夸张的是加特林机关炮的弹药存量，仅够再发射几分钟。比弹药更困难的是粮食，大部分清军除出征时携带的军粮外，没得到任何补给。叶志超只好就近筹措，但平壤不过两万人口，倾其所有也仅够上万清军维持三日。
在“子尽粮完”的绝境下，叶志超与众将集体会商后，决定假意投降，然后连夜弃城北撤。日军对白天还英勇无比的清军，傍晚突然要求缴械投降满腹狐疑，遂在要道设伏。清军雨夜撤离，陷入重围，溃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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