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世平：改善政治生态的根本途径

　　改善“政治生态”的主要途径在于制度和法律

　　新政府上台伊始，在强调治理“政治生态”、反腐的同时，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理论上讲，制度和法律同“政治文化”即“政治生态”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也就是说，政治制度对“政治文化”有很强的影响作用。比如，美国的官僚体系相对清廉，“官本位”现象不突出，主要不是靠思想教育，而是靠制度的约束。美国社会制度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官员也不例外。美国人对官员的道德操守和自觉性期望不高，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通过制度和法律。美国的法律对政府工作人员贪污惩罚是很严厉的。美国总统的年工资只有四五十万美元，不如一些重点大学校长的工资高；美国许多州长的工资只有十几万美元，不如重点大学一些资深教授的工资高。这样就确保了从政是“公共服务”而不是个人谋私手段的性质。

　　从实践上讲，通过制度和法律改善“政治生态”是新政府在当前形势下作出的理性选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对官僚体系的治理主要是通过正面引导和搞运动的方式。搞运动的主导有时是党组织，如“三反”、“五反”和 “四清”；有时是群众，如 “文革”。 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收效不大，而且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政府宣布，一个基本适应中国需要的法律系统在2011年前后已经建立起来了，“无法可依”的状况基本结束。 这给治理官僚体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

　　以制度和法律治理“政治生态”，除去历史教训的原因以外，还同中国现代化的大环境有关，特别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中国的城市化。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法治系统，中国的经济就无法发展，因为外国投资者需要法律的保障。

　　中国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大约20%，现在超过了50%，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有140多个。以大城市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因为社会服务主要是由“陌生人”提供的，社会维系主要是靠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靠文化习俗。这同传统上的农村和现代的小镇很不同，虽然美国城市化程度很高，但美国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口并不多。比如，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市号称美国第十五大城市，人口只有七十多万。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如约翰逊、小布什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小镇选民的支持。美国的小镇民风淳朴，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靠文化习俗维系的。中国的大城市恐怕比美国的小镇还需要法律和制度。

　　总之，靠法律和制度改善政治生态既是新政府根据历史经验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顺应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