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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邓小平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辩证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2014年07月11日10:3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二 对外开放不止步,四个坚持不动摇

“‘左’的积习很深”是十三大报告中的一个判断;自由化思潮则是新冒出来的,不时制造麻烦。在改革开放总方针业已确定并且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左”的影响相对容易掌控,而防范右的影响要复杂些,压力并不亚于反“左”。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的正确决策,但缩小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差距,以及整治官僚主义等弊端,很难立竿见影。这使得从理论上反驳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说有点费劲,不够有力。再就是党内有人态度暧昧,担心批驳自由化思潮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会有损对外开放的形象。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他提醒说,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写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段话是在邓小平坚持下写进去的,是中央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对这一精神的宣传和落实没有跟上。同年12月,合肥、武汉、南京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分析说,这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他重申,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接着,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次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宣布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另通过决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不过,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依然不得力。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邓小平冷静地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在同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促膝长谈时,邓小平讲了许多,其要点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 邓小平表示,这些话是他对新的领导班子的“政治交代”。7月中旬,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悍然宣布对华实施“制裁”,致使中西方关系严重倒退,我国对外开放遭遇空前压力。邓小平表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他就国际局势概括了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同年6月下旬,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郑重表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1990年4月,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将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然而,接踵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战而胜,洋洋自得。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这一惊天变局给中国造成不小的心理冲击。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旗还能扛多久?

党内有些人通过反思国内外政治风波,同样认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却质疑改革开放政策,把两个基本点割裂开来。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提出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认为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以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嗣后,有多篇文章附和这个观点。12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一文。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业已退休的邓小平十分关注思想理论动态。1991年初春,他在上海重申,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阐发这一精神,却遭到北京几家报刊刊文反诘,由此引发姓“社”姓“资”之争。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一文。该文“左”的色彩更加浓厚,赫然宣称全国人民面临着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的双重任务,“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类似调子的文章接连刊出,风头和声势完全压过“皇甫平”,其实质是质疑邓小平理论,质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时间,赞同推进改革开放反倒有“自由化”之嫌。这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困惑,行动上的迟疑和观望。中国仍处在十字路口。

1992年初春,即苏联解体30余天后,邓小平以88岁高龄前往南方视察,沿途讲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话。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谈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分析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重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邓小平同时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他语重心长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按照“左”的言论,政策应往回收,应进行阶级斗争,铲除“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果若如此,改革开放进程就会被打断,不但难以收拾政治风波造成的困难局面,还会雪上加霜,导致灾难性后果。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南方谈话,意义十分重大。江泽民后来评述道:“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是很难说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1992年第2号文件印发全党,结束了无谓的姓“社”姓“资”争论,统一并解放了全党思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所作报告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揭示了此次大会的主题。报告指出,14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报告强调,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战略决策意义深远,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

在改革提速的同时,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1992年3月至8月,沿边城市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西南南宁、昆明等市县,以及沿江城市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相继对外开放;哈尔滨、合肥、成都、西安、银川等15个内陆省会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我国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西方国家见制裁难以奏效,加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陆续恢复对华的高层政治接触。西方制裁逐步被打破,为改革开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001年12月,经过15年艰苦谈判,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对外开放从此打开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接力探索,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进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当今世界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十八大至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励精图治、攻坚克难,紧扣新的历史特点,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带领全党全体人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歌猛进。饮水思源,我们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充满敬意、无限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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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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