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政党制度的形成方式的分析。
这里主要是分析政党制度是长成的还是做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内生式的还是移植式的。我们知道政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的产生和确立，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下，社会思想和政治进程的历史产物。英国19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约翰?密尔，在他的《代议制政府》这本书里面讲到，一国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绝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如果符合民族的感情和性格，通常是持久的。经过连续不断的凝聚，就构成适合该国人民的政体，因而他的论断是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
当今世界，各类政党制度都有一些大致相同的运行方式和规则，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特点。但是，各国政党制度的形成，都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关，都会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性。而政党制度是一个具有生命的复杂的体系，这个肌体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传承相互交融，就西方主要国家而言，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各国宪政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宪法作为政治共同体法律秩序的基础，在国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价值基础和依据。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社会政治现实中配置政治权力，支配着政治权力形成和行使的过程，规范社会各个领域的政治体制，影响和决定政党政治的运行方式和机制。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在议会或者总统选举的过程中形成并逐步发展成熟的，规范性的表达途径，使政党在一定政治框架内竞争，而不是暴力相向，导致国家分裂。这样就形成了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可见，凡是由本国社会历史发展而来的政党制度都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
这样的政党制度适合于本国的国情，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具有较强的抗风险的、防震荡的能力。因为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英国政治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秉持渐进的原则形成和发展的。渐进积累性的即总体的和平政治改革开始于17世纪。随着从国王向议会的权力的转移，政党形成，内阁制确立。随着扩大选举权的1832年和1867年的改革法案的实施，议会制的两党制逐渐形成，到20世纪初影子内阁制度产生，并且渐趋完备。
英国实行内阁制从形式上看，由内阁负责行政，议会负责立法，行政与立法分立，但是从事实上来看，行政立法两权已经由执政党连接起来，不再分立与制衡。也就是说，议会和内阁这两部机器都是用政党这部马达来推动的。所以，议会和内阁只是宪政的表象，而实际运作权力的主体是政党，同时，由于英国政党的组织特性、严格纪律、领导方式与宪政体制的运作相互影响，才使得英国的议会制的两党制得以确立和发展。
在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是在没有形成国家特性和国民性格之前按照一定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设计并确立了一套政治制度。根据成文的宪法设计建构的，联邦制、权力制衡和司法审查，是美国宪政体制的根本特征。美国的宪政体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总统制的两党制。美国两大政党组织松散，毫无纪律可言，因此从国家到政党，权力集中的程度远远低于英国。有两种情况在美国总统制下会发生，但是，在英国的内阁制下则决不会发生。一是，行政权和国会两院分别掌握在不同的政党手中的时候，等于在宪政体制的权力对立之外叠加了第二层的政党对立，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因而更加强化。二是，如果行政权与国会中议院的多数党同属一个党，党的分立也会强化。这是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特性和制衡精神在政党制度中的体现。政党政治与分权的联邦制的宪政体制互为表里，使得总统制的两党制得益于结构松驰、无纪律可言的政党组织配合，能够顺利地运行。由此可见，美国的政党制度并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适合美国的国情和宪政体制运行的需要而自然产生的。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对生成论的有力的佐证。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在中国人民争民主、求独立的斗争中形成的，也是与多党制和一党训政制度在中国的破产分不开的。中国最早的政党—中国同盟会产生于1905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人们以为向往已久的议会制、多党制、内阁制即可实现，所以几个月内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数百个政党，并且进行着目不暇接的分化组合。所以，这个时期的政党大大小小有300多个，这个时候叫做原子化的多党制。这样的一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推翻专制统治和党禁放开之际，是民主化早期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种现象。而民国初年出现的原子化的多党制并非真正的多党政治，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而那个时候是军阀政治。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实行一党训政制度，军事围剿和特务统治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突出特征。抗战后期结束一党训政制度、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一致的呼声。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中国的天空出现了议会民主多党政治的一线曙光，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国民党为继续其一党专政不惜发动内战，并且宣布民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各个民主党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历史走向的必然。
在协商建国、民主建政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决定了多党合作制度，既区别于一党制又区别于多党制，这种特殊性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政治基础之上的，是不可逆转和假设的。政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政治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而也决定了其竞争力的高低。正是由于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产物，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沃土之中。所以，能够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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