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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

2014年06月17日16: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标题: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

张江:这个问题好。我赞成“强制阐释”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而且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举一个例子。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强制阐释”的现象特别明显。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主流范式是现实主义,这个范式的诸多流派学说的依据,从时间上讲是近代和冷战时期;从国别关系上讲,是资本主义体系内欧美强国间的冲突经验。但有人用这个特殊时期和特殊体系中的经验理论来解析当今时代、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把社会主义的中国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欧美强国,得出上升的中国必将暴力挑战国际结构的论断,并主张遏制和打压中国。这是不是典型的“强制阐释”?

张江:你的这段补充好。将来有机会我们去讨论社会科学领域里其他学科“强制阐释”的问题。我相信这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有启发性意义。

6 “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刚才的论述中揭示了当代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重大弊端。但这是“破”不是“立”。对西方文论的辨析和检省,只是重建当代文论的一个起点。接下来的问题必须是,当代文论的出路在哪里?

张江:我提出一个新概念:本体阐释。确切表达,“本体阐释”是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原始文本具有自在性,是以精神形态自在的独立本体,是阐释的对象。“本体阐释”包含多个层次,阐释的边界规约本体阐释的正当范围。“本体阐释”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本体阐释”拒绝前置立场和结论,一切判断和结论生成于阐释之后。“本体阐释”拒绝无约束推衍。多文本阐释的积累,可以抽象为理论,上升为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段话理论含量太大,要一句句来。首先请您解释什么是文本的自在性。

张江:文本的自在性是指文本自身的确当含义是自在的。这个确当含义隐藏于文本的全部叙述之中。叙述一旦完成,其自在含义就凝固于文本,他人,包括作者无法更改。文本的自在性对文本的阐释以规约,对文本自在含义的阐释是阐释的基本要义。

7“本体阐释”的三个层次、三重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接下来请解释什么是“本体阐释”的多个层次。

张江:它包含三重阐释:核心阐释、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核心阐释是“本体阐释”的第一层次。就文本说,是对文本自身确切含义的阐释,包含文本所确有的思想和艺术成果。就作者说,它是作者能够传递给我们,并已实际传递的全部信息。这些信息构成文本的原生话语。对原生话语的阐释,是核心阐释。

本源阐释是“本体阐释”的第二层次。它所阐释的是,原生话语的来源,创作者的话语动机,创作者想说、要说而未说的话语,以及产生这些动机和潜在话语的即时背景。这是对核心阐释的重要补充,是确证和理解核心阐释的必要条件,是由作者和文本背景而产出的次生话语。

效应阐释是“本体阐释”的第三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这是对在文本传播过程中,社会和受众反应的阐释。效应阐释包含社会和受众对文本的多元认识和再创作,是文本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产出的衍生话语。效应阐释是验证核心阐释确正性的必要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当代西方文论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演进过程。从作者为中心的“外部研究”先转向以文本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后来又返回到以读者为中心的“外部研究”,甚至走向了更加开放的“外部”,走向了与文学文本关系更为遥远和脆弱的“泛文化领域”。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本体阐释”能给出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吗?三重阐释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

张江:“本体阐释”三个层次的处理,打破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壁垒。西方文论百年多的盘桓往复,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确定三重阐释的范围和关系,既戒除了类似泛文化的非文学阐释,也为文本阐释打开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空间。

三重阐释的关系是辐射和反射关系。核心阐释是中心,辐射为本源阐释,再辐射为效应阐释。核心阐释为根本阐释,其他阐释都以此为核心生发伸展。同时,两重外围阐释反射于核心阐释,为核心阐释服务,证明核心阐释的确正性。三重话语关系是包蕴关系。这是指,衍生话语包蕴次生话语,次生话语包蕴原生话语,它们共同印证和修正原生话语,而原生话语中不包含次生话语,更不包含衍生话语。将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填充到原生话语,是话语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原生话语、次生话语、衍生话语,这又是一组新的概念。您提出“本体阐释”的意图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吗?

张江:不是,起码目前我不去构建新的系统的文学理论,不会给出诸如格雷马斯“符号矩阵”那样的东西,我只想提供一个理论建构的基本路线。文本的阐释应该从哪出发、落脚在哪里,这是我想讨论的问题。

8“本体阐释”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讲三重阐释之间的关系时已经隐约谈到了阐释路线的问题。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正确的路线必须将文本作为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张江:是的,正是如此。正确的路线应该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证文本的自在含义。出发点是指,文本是阐释的起点,紧紧围绕文本的内涵因子,探寻文本中间有什么、是什么,对文本的原生话语作出初始规定。落脚点是指,从文本出发,向外伸展,探寻与文本相关的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寻求佐证,回归文本,修正补充对原生话语的初始规定。向外出发与回归文本是两条不可混淆的行动路线,它们是一组双向矢量,有方向,有时序。向外与内返不可替代,先向外再向内,顺序不能颠倒。双向矢量的概念准确规定了以文本为中心的阐释路线,是“本体阐释”的基本路线。

从核心阐释向外辐射可以向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作者及其相关的一切可能线索。二是文本艺术与技巧的解剖和分析,包括它的借鉴与创造。三是历史与传统的研究,包括传承的、沿袭的、模仿的表现与根据。四是反应研究和分析,包括一切契合文本的读者和社会反应。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相互融通、互文互证。

这才是正确的阐释路线。只要阐释路线对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法。本体阐释鼓励不断创造新的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做文本阐释时,这四个方面的研究都必须兼顾吗?还是说只研究一个方面也可以?

张江:作为一个文本的批评,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四个展开方面可以独立进行。你可以只做作者研究、只做技巧研究、只做历史研究、只做效应研究,单方面的双向阐释可以做出独立的结论。还有一种可能是,出现某个方面的优长阐释,淡化甚至遮蔽其他方面的意义,这也是好事。但从总体上讲,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应该统合各个方面的阐释,集中指向文本,对文本作出确当、合理、全面的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本体阐释”对文本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这与西方文论中的文本中心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细读有什么区别?

张江:文本中心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将文本视为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无视甚至否认作者、读者以及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对文本产生的规约和影响。“本体阐释”并不以狭隘的文本观为基础。文本必须细读,没有文本细读,甚至离开文本的天马行空般的议论,不是确当的文学阐释。但是,文本只是整个文学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基础环节,其生成和定型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本阐释是文学理论建构的核心,但不是全部;文本细读也只是所有理论构建行为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在文本细读中归纳概括出的结论,需要有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的丰富和修正。停留于文本,不做本源和效应研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离开文本,只做本源和效应研究,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百年多的西方文论史,始终在“森林”和“树木”的二元对立中徘徊,“本体阐释”就是要中止徘徊,走出新路。

核心阐释是根本,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不可或缺。作为批评家个体,可以只研究树木或森林,但作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必须以“树木”为基点考察“森林”,在“森林”的总体视域下定义“树木”。

9“本体阐释”的边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本源阐释和效应阐释如此重要,那么它们有没有边界?如果有,这个边界如何规定?

张江:“本体阐释”的内部边界是多重的,三重话语的范围决定了它们的边界。一是核心阐释的边界。对原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一边界。围绕文本的自在含义进行的阐释,与作者能够告诉和已经告诉的相一致,在核心阐释的边界之内。二是本源阐释的边界。对次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二边界。从文本的原生话语出发,依照核心阐释的需要,对作者和文本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源流的阐释,给核心阐释以证实,在本源阐释的边界之内。三是效应阐释的边界。对衍生话语的阐释构成“本体阐释”的第三边界,也是“本体阐释”的最后边界。受众和社会对原生话语的修正、发挥,在效应阐释的边界之内。

必须明确,文本的文学阐释是有边界的。文本的自在含义有限,不能对文本的有限意义作无限阐释。文本作为作者的创造,作者的主观意图及表达同样有限,不能对有限意图和表达作无限发挥。把批评者的意图无端强加给文本,对文本作自在含义以外的非文学阐释,超越文学阐释的边界。以文本为原点,使用或利用文本作挥发式言论,不是文学和文本的阐释,可定义为“再生阐释”,再生阐释的话语是“再生话语”。我们认为,如果视文学为工具,再生阐释和再生话语也是必要的。再生话语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但再生话语已非文学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报》:“强制阐释”征用场外理论有很多弊端,但是“本体阐释”就可以完全拒绝场外理论的介入吗?

张江:我们指出“强制阐释”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否定场外理论对文本阐释的启发性、先导性意义。但问题的核心是,任何场外理论的征用必须符合文学自身的特质和实际需求,不能违背文学的特质强加于文学。用文学的文本证明理论,不等于理论本身契合文本,也不等于可以用这个理论指导文学实践。用文学的理论指导文学实践,这是理论的功能,但前提是,文学的理论必须来源于文学的实践。任意的场外理论任意于文学是文学的自辱和毁灭。

“本体阐释”主张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文本阐释,但是,理论的指导必须遵循正确的阐释路线,以文本为标准,尊重文本自身的确当含义。用理论话语替代文本阐释,阐释就失去意义。文本可以证明理论,但这已是理论范畴的内容,不是文本阐释的内容。

这里还有三种情况需要说明。一、文本留存于后世,新的理论产生,根据理论对既往文本作新的解释,这种诉求是合理的。但是,这是一条用文本证实理论的路径,目的是证实理论的正确,不能简单地归纳于文学的批评和理论。

二、后人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溯及既往文本,对历史文本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挥,这种诉求也是合理的。文学有为时代服务的功能,借古喻今有特殊的历史力量。但是,这不是文学的批评和理论,而是文学以外的批评和理论,譬如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等。

三、任何理论都有其传统和渊源,在既往文本中寻找理论源头是合理的。然而,自觉、完型的理论与偶然、自发、盲目的思想甚至感官碎片完全不同。不能把偶然、盲目、自发的碎片表达阐释为自觉系统的理论。

10让理论归依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强制阐释”的归纳无疑为我们审视西方文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体阐释”则为当代文论的重建指明了路线。您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从新的角度回答了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从文学实践出发这一问题。

张江:应该说,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始终没有解决好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一些西方文学理论脱离实践,相当程度上源自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直接“征用”,中国文学理论脱离实践则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生硬“套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实践都处于一种倒置状态。

当前,对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场外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按照“本体阐释”的路线要求,当下文学理论建设全方位回归实践,是否应该从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入手?

张江:是的。“本体阐释”主张理论的建构必须以文本为中心,对单个文本的阐释做出分析,对大批量文本的阐释做出统计,由个别推向一般,上升飞跃为理论。

我认为,“本体阐释”的路线也是文学理论建构的路线,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是建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最切实有效的抓手,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突破点。这里以当代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为例。要想准确把握中国当代诗歌的意象设置特征、诗性营构技巧、语言运用规律,其基本路径是,大量汇集当代有影响的诗作,逐一进行文本细读。一行一行地品读,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地分析,千百首诗歌的阐释和统计完成以后,我们就能进行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上升。这才是中国诗学及中国文学理论正确的生成路径。与西方现成理论的直接引进相比,这种理论构建方式或许很艰难,甚至显得笨拙,但建构起的理论却是最有效、最坚实、最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理论才是文学的理论。

11“本体阐释”主张建立文本统计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在海量的文本殊相中追求共相,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吗?

张江:所以啊,我强烈呼吁创立文本统计学。我们回头想一想,自古代希腊始,文学理论和批评始终停留于混沌的定性分析的状态,依靠个体对个别文本的主观的、模糊的感受立论。文学理论要成为科学,要对无限产出的文本做科学严谨的批评,必须引入现代统计方法,在大规模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再做定性分析,建立具有科学统计依据的自洽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之所以提出“强制阐释”、“本体阐释”,背后更深层次的关切是不是有一个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术立场问题?

张江:我们从未否定外来理论资源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面对任何外来理论,必须捍卫自我的主体意识,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必要辨析,既不能迷失自我、盲目追随,更不能以引进和移植代替自我建设。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特殊历史,以及当前中西话语间的总体失衡,导致很多学者缺乏应有的理论自信,并片面认为,只有追随西方潮流,才是通达世界的捷径。事实证明,这不但不是捷径,反而是歧途。融入世界,与西方平等对话,这种期望本身值得鼓励。但是,对话的前提必须是,我们的理论与西方相比要有独特性,套用西方理论,充其量只是拾人牙慧、邯郸学步,将中国的文学文本作为西方理论的佐证,如此怎能拥有对话的资质和可能?

“本体阐释”坚持的是民族的立场和方法。坚持从民族的批评传统出发,对民族的传统理论和批评加以整理和概括,作为今天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构建的基础性资源。坚持有鉴别地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方法和技巧,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取长补短,形成本民族的优秀的独特理论。

为准备这次采访,我认真研读了张江教授刚刚发表于201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当时颇有感触。采访完成,更体会他一字一句推敲的深意、他所寄予的理论期望。我相信,他提出的许多新的概念和思路一定能够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和思考,推动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向前迈进一步。

我们等待着。

(记者 毛莉)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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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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