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官民无别的“以人为本”的民主，那么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的，则是民贵官轻的“以民为本”的民主。民主政治如同市场经济一样，具有超越社会性质的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高举民主大旗，与当时的专制独裁统治进行抗争，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探索，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执政为民”的理念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以及国家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至高至善规范，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想的不同表达，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论基础和宪法根据。
如果说几千年封建专制时代，只有以民为本才能换得民心，才是良善统治，那么到了今天，只有把以民为本提升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可，才能凝聚起更广泛的人心、民心，也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国民的幸福安康。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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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1996年之前：中国官方长期秉持传统安全观
中国官方在公开文件中最早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是1983年。此前，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央政府均未提及“国家安全”这一术语，虽然在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中使用过“我国的安全”、“祖国的安全”、“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等术语，并且长期以来不断讲到战争的危险和军队国防建设等国家安全问题，但却没有使用“国家安全”这一专门术语。1983年6月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是中国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国家安全”术语，并4次出现“安全”一词，但这些论述都集中在传统安全色彩非常强的“军队建设”部分。
中国学者和中国执政党及政府能够不囿于“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思维和传统安全观，而进一步去思考“威胁与安全”，是在“冷战”结束七八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1996-2002年：从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过渡
1996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东盟地区论坛大会上发表讲话，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通过扩大和深化经济交往与合作，共同参与和密切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巩固政治安全。他提议东盟地区论坛开展军转民方面的对话，并适时开始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正是由于涉及“信任”、“合作”、“地区安全”、“综合安全”等术语，同时还明确要通过“军转民”来“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开始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探索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安全观。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6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是“国家安全”，而且还首次提到与传统安全认知具有重要区别的“国家经济安全”，这表明一种非传统的安全认知已经出现。但是，这一报告依然把“安全”和“国家安全”放在“军事”部分集中讨论，因而也只能说是非传统安全认识已经出现，非传统安全观开始萌生，但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
2002年之后：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最终形成
经过世纪之交前后几年的探索，以2002年7月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为标志，中国官方最终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
2002年7月31日，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虽然这个文件阐述的依然是国际安全和国家对外安全问题，但却系统论述了安全领域从军事、政治向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领域的扩展，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安全实现需要寻求多元化手段，特别需要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寻求共同安全，因而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种比较系统的非传统国际安全观和非传统对外安全观。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已经完全扬弃了局限于军事和政治的传统安全观，在安全构成、安全威胁和安全保障等方面，都形成了一种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政治，又包括非传统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等在内的综合性国家安全观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国际安全观，并由此构成一种比较全面的非传统安全观。
此后，中国官方在历年发布的各种公开文件中，继续强调并不断丰富和深化着2002年形成的非传统安全观，并使其在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与威胁因素以及安全保障体系等安全理论的三方面逻辑构成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
（刘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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