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缘何不断膨胀？调控该往哪走？

　　北京人口为什么会不断膨胀

　　人口流入北京，与北京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优质的公共服务和较低的生活成本息息相关：

　　1.北京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周边地区。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是北京的主要人口输出地，来自这三个省人口占北京外来人口总量的40%以上。北京与这些主要人口输出地区的收入差距在扩大，1996年北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是河北、山东、河南的1.8倍、1.6倍和1.9倍，到2012年已经扩大到2.2倍、2倍和2.3倍；在人均财政收入方面，北京与这三个省的差距从1996年的5.1倍、4.3倍和6.8倍，变化为2012年的5.6倍、3.8倍和7.4倍，除山东的相对差距略有缩小外，河北与河南的差距进一步在扩大。

　　2.相对周边城市，北京外来人口生活成本较低。将北京与外来人口输出省及其省会城市作对比发现，北京各项生活成本水平相对较低。北京的一档电价，分别比石家庄、济南和郑州低8%、14%和13%，而天然气价格分别低15%、15%和9%（由于济南天然气价格数据缺失，我们使用青岛价格进行替代）。从物价上涨看，北京1995-2012年的食品平均物价指数为104.96，分别比河北、山东和河南低0.14、0.25和0.65。从物价数据来看，北京相关物价水平并不高，部分物价甚至要低于周边。从物价指数变动来看，相比河北、山东与河南，北京物价指数最低，这意味着北京物价涨得慢。而从居住来看，根据我们的调研，城市地下室和城乡结合部农民出租屋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房，租住农民出租屋的支出大约占农民工收入的15%-25%，居住成本并不高。

　　3.北京的公共服务水平全国最好。北京的人均财政支出分别是河北、山东和河南的3.3倍、3.1倍和3.6倍，这使得北京的公共服务水平远高于这些地区。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等优质资源。全国排名前50位的大学中，有9所在北京；按综合实力排名的前20所重点中学中，北京占6所；北京有51所三级医院，约占华北地区三级医院总数的24%。优质公共资源的集中分布和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准，直接影响外地高收入群体到北京集中，也间接带动了就业机会的增多。

　　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北京仍将持续吸引人口的聚集：

　　1.北京经济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态势将继续保持。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首都区（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人均GDP水平大致为全国水平的2倍（2000年前后数据）以内，比如东京为1.82倍，伦敦（包括内伦敦和外伦敦）为1.5倍，巴黎约为1.5倍，德国人均GDP水平最高的汉堡地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印度新德里情况有所不同，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倍和2.5倍。2000年北京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2.62倍，到2010年降低为2.5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区域均衡发展是总体趋势，最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一般会不断缩小。发达国家最发达地区人均GDP基本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２倍，而北京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2.5倍的差距，区域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仍然是巨大的。

　　2.就业、收入的吸引力继续存在。2007年以来，北京固定资产投资对就业的带动均高于全国水平，这也是北京吸引人口快速膨胀的重要原因。2007年，北京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新增就业仅略高于全国水平，但到2011年，这一数据已是全国的2倍。未来，随着北京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以三产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就业带动能力更强。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在扩大。2005年北京城镇居民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60元，到2013年已扩大为13366元。期间，虽然相对差在缩小，但绝对数持续扩大。

　　3.行政调配资源的能力依然强大。北京作为首都，具有无与伦比的行政调动资源的能力，在农产品、水、能源等方面，北京都在全国范围内优先予以保障，保水、保电、保气、保农副产品等应急措施趋于常态。例如，近几年每年从周边区域调入2亿立方米的应急用水，每年用电高峰期对北京周边限电等。在行政调动各类资源能力的背后，也包含了对北京的价格补贴，在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实施的调水工程中，作为受益者之一，北京仍能享受较低水价。

　　4.高房价和交通拥堵不会成为阻碍北京人口增长的因素。北京高房价是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度集中以及主城区土地资源稀缺性等因素的体现。优质资源吸引了高收入人口进入，进一步抬高了北京的房价。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主要通过各类出租屋来解决。户籍人口中的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主要依赖于保障房和出租房，高房价对他们影响有限。

　　浓缩式的人口膨胀和汽车增长，加大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交通问题解决的难度。认为交通拥堵是属于严重“城市病”，实际上只是从相对富裕阶层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城市病”。很多人对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的不满，是因为他们作为后发城镇化国家，却向发达国家攀比并以其作参照系，要求北京在十几年内解决发达国家城市上百年才能解决的“城市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