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4日，广东省纪委的一则“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引起广泛关注。在这则通知中，广东省纪委提出：部分党员干部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称领导为“老板”“老大”、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等等，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
领导干部禁称“老板”、“老大”，广东并不是先行者。早在2003年，上海、甘肃等地也曾下发类似“禁令”。但“老板”、“老大”等称谓仍流行于官场。
下级为何习惯称上级“老板”“老大”？“同志”称谓的淡出，透视出哪些官场变化？
“同志”称谓渐去渐远
“如今‘同志’称谓多出现在领导干部的任免交接大会、领导干部的任免通知中”
曾在机关工作过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表示，回顾中共党史，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标准、正确的政治称呼就是“同志”。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据其回忆，文革时期，称“同志”是民间最保险的做法。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明确要求互称“同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提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2011年武汉市收藏品市场曾举办“庆祝建党90周年收藏特展”，展出了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厂职工于1984年4月写给邓小平的信件。在信中，这名职工称呼邓小平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邓小平在这一称谓上画了个圈，批示“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互称‘同志’、不叫官衔，是一种党内关系对等性的体现，所以文革结束后党中央立即规范领导干部称谓”，许耀桐说，但这一轮清风并未持续多久。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沿海地区开始称呼领导干部“老板”、“老大”等称呼，并蔓延全国。
北京市一机关单位工作的处级干部张伟（化名）说，他于1994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同志”称谓已经淡出官场，“同事之间没人这么叫。更没人会叫上级‘同志’。”
张伟说，如今“同志”称谓多出现在正式的官方会议、官方文件中，例如领导干部的任免交接大会、领导干部的任免通知。
广州日报2007年11月29日曾发表《称呼的学问》一文也称，“在我们单位往往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称某某为同志。比如，在处分人的时候要称同志”。
“姓名+职务称呼最标准”
“应称副职为正职，特殊姓氏称呼要避免歧义，还要区分领导职务和行政级别”
不叫“同志”，那么如今如何称呼领导干部？多名基层干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领导称谓是门“学问”，已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张伟说，在北京称呼上级“老板”、“老大”的并不多，“一般下级叫上级都是姓+职务简称，比如厅长、局长，一般叫×厅、×局；院长、检察长，一般叫×院、×检”。
政府部门的领导班子都是“一正几副”，张伟说，正式会议上会明确界定正副职，“比如刚才某某副局长的讲话，如何如何，最后请某某局长总结等等”。但下级对上级，不会界定正副职，“没有人会叫x副局长，副职领导大多也是姓+职务简称。如果领导能接受，也有叫姓+副的，比如李副、张副。如果副局长和局长一个姓，副局长就叫“名字+职务”。如都姓李，副局长名字叫晓明，即称呼李晓明为晓明局长，而不叫李局长。
张伟说，正式会议也经常采用名字+职务的称谓，“这种名字+职务的叫法更亲切”。
如果领导是特殊姓氏，如傅、付、符或戴、贾，则也多采用名字+职务的做法，“不论正副职，都不可直接叫傅局。这样叫正职领导，降低了正职领导级别；叫副职领导，显得别有用心。至于姓贾，更不可能叫姓+职务，要么直接叫职务，要么就叫名字+职务。”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曾发文总结官场中的姓氏谐音难题：“‘范局’、‘史科’，最好不要简称，改用全称”；对于姓席、辜、祖、舒、岳的副职领导，最好不简称，否则就会导致“祖副”（祖父）、“岳副”（岳父）等。
东北一地级市的副处级干部王涛也表示，“名字+职务”或“姓名+职务”的叫法，最普遍也最标准，“肯定不会出错，更不会让领导反感。”
而巡视员、调研员、主任科员等非领导职务，则称呼其对应的行政级别，“巡视员对应的级别是厅局级，调研员对应的级别是处级，所以要叫×局、×处，如果直接叫巡视员、调研员，有的领导特别是从领导职务转为非领导职务的，就会不高兴。当然也有人不在乎，我们单位的几个调研员，我们就叫王调、张调”。
他说，官场称谓另一“注意事项”就是“叫大不叫小”，“县市的委办局，虽然行政级别只是科级，最好叫局长”。
张伟说，一些政府部门的称呼和行政级别容易导致“误读”，这时对领导干部的称呼更应注意，“比如正部级单位，除了某某部部长，还有某某办主任、某某委主任、某某局局长。这些单位的主任、局长都是部级领导，如果叫主任、局长，就把领导叫低了，所以也叫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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