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缺位导致保护无力
由于缺少法律保护，越来越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在城市广场建设、城市道路拓宽和“旧城改造”中被拆毁，抢救工作日趋紧迫。
改革开放前，北京市8层以上的板状高层建筑只有3幢：工会大楼、北京师范大学主楼和水产部大楼。这三幢建筑本应作为20世纪标志性建筑遗产加以保护，但是其中两座已被拆除，20世纪建筑遗产的历史链条不再完整。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建设大潮的冲击下，若不采取紧急措施，一大批20世纪建筑遗产将继续遭遇拆除的厄运。《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的清单》中的建筑，迄今仍有近半数还不是文物保护单位，随时可能像儿童医院一样面临“灭顶之灾”。说起2008年北京儿童医院建筑的拆除，马国馨仍然痛心疾首。
目前，在受法律保护的建筑遗产中，20世纪建筑遗产所占比例很小。尽管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相继出台了“优秀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但更大多数地市的保护行动尚未开始。单霁翔指出，留存至今的20世纪建筑遗产数量，与曾经拥有的和已经破坏的数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合理利用激发遗产活力
20世纪建筑遗产通常处于正在使用中，“保护性破坏”成为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马国馨表示，这些建筑遗产由于不具有保护建筑的合法身份，产权人或使用者为满足当前需要可以对其加以变动，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影响遗产的整体风格和建筑质量。
如何在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取舍？如何寻找保护历史记忆与挖掘使用功能的平衡点？单霁翔和马国馨不约而同地认为，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应与城市环境整治和地区功能提升相结合，与市民公共活动和培养健康情趣相结合，与城市文化建设和特色风貌保护相结合，以提升20世纪建筑遗产对城市文化的贡献度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20世纪建筑遗产，与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相同，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生生不息的象征。只要人们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就会被关心，就会得到及时维护。”单霁翔说，“对20世纪建筑的合理利用，也会避免因为闲置而加速损毁，让旧载体‘孵生’新功能，既有利于节约能源，又有利于环境保护。”（本报记者 李韵）
延伸阅读
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行动
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近代遗产、现代遗产和当代遗产，都是人类共同遗产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濒危遗产报告显示，面对一些优秀当代建筑处于被废弃或被改造的境地，他们表达出对20世纪建筑遗产命运的忧虑。在国际社会的带动下，一些国家纷纷做出积极反应，开始从战略角度强调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美国立法规定：凡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且有50年以上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建筑物、构造物和其他实物，都列入须要登记造册的范围。目前，美国已经确认和登记，并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性建筑和文化遗址有100多万个，其中相当部分属于20世纪建筑遗产。
另外，一些国家纷纷将本国的20世纪著名建筑师的作品列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这些建筑大师的优秀设计作品一经诞生就开始凝固，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未来文化创造的典范。例如［德］W.格罗皮乌斯（W.Gropius）、［美］F.L.赖特（F.L.Wright）、［德］密斯·凡·德·罗（L.Mies van der Rohe）、［法］L.柯布西耶（L.Corbusier）、［日］丹下健三等设计大师的建筑作品，均已被列为20世纪建筑遗产加以保护。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20世纪初由高迪创作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奇异建筑，早在1984年就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报记者 李韵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