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产阶级与现代文明的起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 独家连载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

马克思是大知识分子，是无比杰出、深邃的学者，但是，人们却把他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以批判“旧世界”和现存资本主义秩序为工作目标的马克思，终其一生很难说崇拜过什么，如果有的话，那么，他毕生崇拜的就是无产阶级。

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如此伟大的学者毕生竟然以无产阶级为服务对象，这在今天的“精英”们看来，如果马克思不是在“作秀”，那一定就是“神经错乱”。

我们首先要知道：马克思毕生讴歌并为之战斗的无产阶级，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无产阶级是与现代欧洲文明一起产生的，它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者和掌握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既是劳动者，但更是知识者——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相统一的代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今天的欧洲，我们恐怕也很难看到、找到马克思所知道的那种“无产阶级”了，曾几何时，在劳动成果被剥夺的同时，无产阶级创造的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也被资产阶级盗取了，无产阶级已经被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驱逐出来，两手空空地走向了黯哑的物质领域。

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无产阶级的前身，是以“行会”为依托的工匠阶级，而正是工匠们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他们所开创和引导的“自然的知识”大潮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内核与动力，也正是他们在生产劳动中，为了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负担、利用自然力以增加社会财富而萌生的那些日积月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大革命，并最终推动了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现代工业革命。

欧洲科学技术史表明：自16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及其前身工匠劳动者就是欧洲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他们引导了文艺复兴、开辟了启蒙的自然知识领域，最终正是他们的后继者——产业无产阶级创造出现代科学技术。16世纪以来直到工业革命的发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工匠和产业无产阶级一直就是欧洲最文明、最有文化的阶级，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劳动与知识非但没有分离，而且，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只有思辨体现为行动，只有头脑被手的试验、劳作所证实，如此获得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动力，是欧洲“新文明”的实质，这个“新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唯物主义，它最终的代表者当然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首先是欧洲现代新文明的产物，因此，只有将马克思放置到欧洲新思想家的群像之中，他的面貌才能被更为清晰地看到。可惜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

为了补上这一课，我们现在就必须从启发了马克思的欧洲思想“先驱们”说起，而他们当中最为重要的，首推卢梭。

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是卢梭最早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兴起，乃是与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相联系的。卢梭目睹了城乡分化背后农民与商人的分化，目睹了城市里巧夺天工的工匠与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之间的分化。作为工匠的儿子，卢梭认为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文学者”本质上与神学家们一样，都不过是些靠煽动迷信，靠调动人的不可靠的“想象力”，以促使人相信、接受一种可疑的社会价值标准的“骗子”，他们与辛勤劳作的农人和巧夺天工的工匠们不同，正是这些“形而上学家”败坏了欧洲文明，也败坏了人类的“理解力”；一旦将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人类理解力”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12年6月28日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与古典物理学的祖宗牛顿同名，是日内瓦的一位钟表匠师傅。通过卢梭的家世，正好可以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穿越历史，去认识什么是欧洲的工匠阶级，去了解工匠阶级在历史上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卢梭的家世很不幸，钟表匠伊萨克·卢梭的太太苏珊娜因孕育伟大的雅克·卢梭难产而死，这场灾难还造成了新生儿先天尿道畸形，这个痼疾折磨了天才卢梭一生；钟表匠父亲伊萨克一辈子自然是对这个新生儿又爱又恨，因为这个孩子是“魔鬼的礼物”，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卢梭的这位钟表匠父亲完全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因为他的脑袋里不仅装着钟表行走的规律，还装着宇宙按照自然秩序循序渐进的想法，在他看来，宇宙就是个钟表，上帝便是钟表匠行会的总舵手——上帝是最大的钟表匠：

伊萨克是有学问的人，他给孩子讲天体的运行和哥白尼的学说，还讲了宇宙学的基本知识。1719年冬天让雅克七岁时，把母亲留下的小说都看完了，接着就读他外祖父萨穆尔·贝尔纳教士留下的书。这一次，他开始读另外一类书籍：他读莫里哀的作品和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有呢！父子两人开始读纳尼的《威尼斯史》、博絮埃的《世界史讲义》、丰特耐尔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和《死人的对话》；还浏览了塔西陀和格劳秀斯的著作。甚至勒絮尔的六大卷《教会和帝国史》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读。卢梭说他“几乎能把这部书背下来了”。在摇曳的烛光下，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

“伊萨克修钟表，而让雅克则朗朗读书”——这情景令人无限感慨。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读的乃是天体物理，是莫里哀、塔西陀和格劳秀斯，是罗马史，并不是“故事会”。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幸福的场景绝不是学院里研究生的求学时光，而是一个普通钟表匠和他的儿子的日常生活。而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想象这一场景的重现：一个修表师傅或者鞋匠，能够一边在街头劳动，一边与他的儿子讨论康德、黑格尔、德里达、玻尔和爱因斯坦。

卢梭的童年生活便是那个时代欧洲工匠阶级日常生活的写照，而我们将会看到，7岁时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社会契约论》照彻全人类数个世纪的灯火。

实际上，欧洲文艺复兴的主体并不是所谓“人文主义者”，因为它的主体，就是卢梭老爹那样的工匠阶级。不必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们与劳动实践完全脱离，即使当时的“人文学者”的生活也完全如此。人文学者们重视的是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而并不是卢梭的老爹在修表过程中研究的《关于宇宙多元性的谈话》这类著作，人文学者们既不会修钟表，当然也从不关心一切能够减轻劳动负担的技术性问题，恰恰相反，在人文学者们看来，钟表匠们关心的只是些“愚蠢的问题”，这是因为人文学者不必修理机械和地球，他们依赖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资助为生，并持有其资助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他们蔑视体力劳动者。

科学史家齐塞尔正确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他指出，那个时候，外科医生与理发匠没有区别，艺术家与刷墙工和裱糊匠没有区别，科学家与石匠和钟表匠没有区别。后来名震欧美世界的“共济会”，起初也不过是下层石匠的行会组织（后来美国多名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统统为大学里的“人文学者”所鄙视：

“技”艺和“文”艺的社会对立，脑体的对立，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智慧活动和职业活动。大学训练出来的医生钟意于对古代医书评头品足；而需要动手术和做解剖的外科医生则与理发师为伍，社会地位与助产士相差无几。文人学者与艺术家（指艺术性的技师——引者注）相比，人们更仰慕前者。14世纪，艺术家还没同刷墙工和石匠区分开来。

实际上，推动了包括哥伦布航海在内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人们，就是一群直接从事生产实践的普通劳动者，尽管他们在大学里的人文学者们眼里是“下等人”：“在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之下的是手工艺人、水手、造船工、木匠、铸造工和矿工。他们在技术进步和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发明了航海指南针和枪支；建造起造纸厂，钢丝厂和模具厂；他们创造了鼓风炉，16世纪把机器用于采矿业。他们冲破行会传统的限制，受到经济竞争下产生的发明的鼓舞。无疑，正是他们成为经验观察、试验操作和因果关系研究方面的先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可能还是文盲，正因如此，今天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工匠中也分高级工匠、艺术工匠和一般的手工业者。高级工匠，正如卢梭的老爹一样，正是一群热爱读书和善于学习的“文化人”——非常幸运的是，欧洲的文字绝没有汉字那般的繁难，即文字没有成为阻碍知识向下层传播的樊篱，何况那些被当时的“人文学者”鄙视的“不着调的知识”也并不是用拉丁文写的。而通过读塔西陀和莫里哀，通过读牛顿和宇宙多元性的学说，这些高级工匠和饱学的天文学家、医生、人文学者有过接触。从这些学者朋友那里他们知道了阿基米德、欧几里得和维特鲁维奥；但他们的创造精神是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尽管他们不能将这些实践知识理论化、体系化，但他们贡献了多数的技术发明创造，从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先驱。正如齐塞尔所说，虽然“不能把这些高级工匠叫做科学家，他们是最贴近科学的先辈。他们理所当然成不了当时世人眼中可敬的学者。科学方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智力的系统训练与实验观察在1600年以前仍然是割裂的。前者把持在上层有学问的人手里，这些人包括大学学者和人文学者；而后者则或多或少地留给了下层平民劳动者”.。

“工匠”与“学者”之间彼此隔绝的局面，在16世纪终于得以改变。这首先就是由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或者干脆说是“宗教迫害”运动，工匠们为了躲避宗教迫害，纷纷逃亡，这就使得工匠行会在北欧和英格兰聚集起来，工匠们的力量在那些地区空前壮大了，工匠组织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于是，工匠们不再满足于“行会”这种组织形式，而是要形成一个“行会”的大联合，在卢梭的家乡日内瓦，他们把这种联合体称为“共和国”，并开始把自己称为“公民”或者“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