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
二、马克思“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是现在和未来的“精神支架”
马克思在19世纪完成了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强力综合。马克思的这一综合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未来,都构成时代“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遗产,而是多种遗产”。本萨义德强调马克思的多种遗产现在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戴维·麦克莱伦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19世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之一,它实现了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强力综合。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得以形成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他还说: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支架的一部分。(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440页)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重新得到确认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曾经长期流行“资本主义无剥削论”,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在当前危机发生之前,少数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比较通俗地解释了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剩余价值论,批判了西方经济学家否定剩余价值和剥削的错误观点。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一定受到了剥削。”斯凯思批评了西方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学者关于“不可能存在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的断言,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存在,反过来亦是如此。没有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能生产出剩余价值。相应地,资本主义也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没有存在于剥削结构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和劳动,资本积累就无法实现。”(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7、92页)
在当前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重新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二重性分析,包括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分析作了肯定的评价,这实际上就肯定了马克思分析和论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方法。他说:“马克思找到了批判分析的‘跳跃点’: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双重属性、原材料和能源转移与价值转移的同时性。”(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山大·韦贝尔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认为“马克思十分准确地描述了他那个时代可怕的经济状况,他对资本主义无法无天的地狱表示不满,这是完全正确的。”(亚历山大·韦贝尔:《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论断:“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四、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是解释“垄断金融资本体系——新帝国主义的基础”的依据
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用当今西方的社会现实状况证明马克思的垄断和竞争理论的正确性。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固有的竞争过程引起了高度的垄断,公众熟知的极少数公司在总产出和总就业量中占据很高的比率。”在西方国家,垄断加强的过程受到政府的极大支持。(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联名发表《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一文,阐述了马克思的竞争和垄断理论,并根据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垄断的实际状况。西方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竞争。然而他们在文章中证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得到空前的加强,“垄断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化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且是世界经济日益加深的不稳定的关键原因。”(《每月评论》,2011年第4期)
五、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
西方学者以及西方多界别人士在当前危机中“重新发现”马克思,主要是为了寻找可以解释当前危机的理论。他们首先是发现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理论。
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的场昭弘,在2012年3月6日的《经济学人》周刊发表《马克思确实指出了当今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端》一文,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对研究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有用的。的场昭弘说:“如果理解了他(马克思)留下的学说,就能够明白其过人之处。在研究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相关问题时,马克思的理论是有用的。”
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有助于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即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资本的加速积累。它有助于我们抓住危机的根源”。(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德国学者埃尔玛·阿尔特法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有助于分析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他说:“人们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学习和讨论《资本论》,是因为它为当下的具体分析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分析当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现实积累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韦贝尔认为,当前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他说:“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金融投机、金融信贷泡沫的膨胀、‘虚拟资本’都是相当危险的。”(《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
美国学者大卫·莱伯曼尝试根据马克思解释当前危机的根源。他说:“危机使得人们近年来首次将对资本主义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及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模式——的理解融为一体。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社会上1%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利导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危机(失业及住房、医疗保险、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是危机的根源所在。”(《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加拿大学者利奥·帕尼奇的《十足现代的马克思》一文,他说:“如果看到现在的经济衰退,马克思一定愿意阐述资本主义固有缺陷引发当前危机的原理。他会明白债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领域的现代发展,是如何使市场扩散全球经济一体化风险的。……无疑,马克思会认为这次危机是个完美的事例,说明资本主义是‘一个魔法师,但无力再控制自己唤出了的魔鬼’。”
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指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哈曼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指出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光明日报》,2012年2月6日)
六、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
西方国家曾经流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阶级论”和“无阶级斗争论”。现在,这种理论连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表示不能同意。他说:“美国社会不平等,既表现为财富分配不平等,又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收入也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特权阶层手中。社会底层占有的财富和收入在下降。”克鲁格曼认为,现在的美国“更趋向阶级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12月27日)英国学者理查德·斯凯思在这次危机发生之前就认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特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在这次危机中,不少西方学者都证明西方社会客观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仍处于“绝对核心地位”。英国学者欧文·琼斯于2011年出版的论述当前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妖魔化》成为政治畅销书。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2012年7月4日在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一文,引用琼斯本人的话说:“这本书要是在4年前写的,就会被人们斥之为上世纪60年代的阶级概念。但是,阶级斗争又回到了我们的现实当中,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3年3月25日发表该刊记者的文章《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说:“当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后果却正如马克思所预言:阶级斗争又回来了。”法国学者丹尼尔·本萨义德对当代劳资关系和阶级斗争国际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劳资关系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关系”,而“阶级斗争的国际化确实是国际主义作为被压迫阶级对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回应的物质基础”。(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西班牙《国家报》2012年2月21日发表安德列斯·奥尔特加的《阶级斗争的回归》,认为:“阶级斗争思想在西方回归。这不仅是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甚至绍罗什等金融家和社会学家都对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问题发出了警告。关于阶级斗争、冲突或战争的说法再次成为分析热点。”
如前所述,特里·伊格尔顿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来解释阶级斗争,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新论点:“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将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伊格尔顿的这一提法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启发西方社会的工人群众和广大劳动者认识、践行和对待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标语牌上有多条关于阶级斗争的标语,如“只有阶级斗争”,“赢得阶级斗争”,等等。这些标语口号使美国右翼政要深感恐怖,他们害怕阶级斗争理论与群众运动实践相结合。这种恐惧感在《外交政策》2009年5/6月号发表的詹姆斯·格拉斯曼的文章中得到明显反映。该文说:“美国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的术语,而这一点正是应该遭到批判的。例如,马克思将历史看作是阶级(集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从美国生活中清除掉马克思影响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使用‘阶级’的术语来描述任何事情。”(《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七、马克思的生态和环境观“让当代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研究了以无限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自然和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指出人类在用理想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合理地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生态和环境时“重新发现”马克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学说的认识在深化。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里尔·卡弗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无论在对人类历史的阐述和对目前生态环境的理解认识方面,都让当代英国年轻人感到耳目一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尔玛·阿尔特法特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使得分析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成为可能。这种危机表现为能源和气候危机,表现为物种多样性和耕地的消失。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有可能给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英国伦敦大学客座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认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重新活跃,马克思关于消费不足、信用泡沫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预测,再次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八、“马克思是对的”,“以剥削为本的资本主义终将自我摧毁”
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因预言了当前这场危机而闻名。他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出发,承认马克思是对的。他说:“马克思是对的,资本主义到了某些时候会自我摧毁。”(《联合早报》网讯,2011年8月15日)法国《论坛报》2011年3月21日发表对法国学者保罗·若里翁的专访,原文提要是:“柏林墙倒塌20年后,保罗·若里翁发表了资本主义的悼词。在其新著《垂死的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即将死亡的原因”。他说:“资本主义的衰落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已经走向崩溃。” 若里翁赞同马克思,他说:“世界随危机而改变。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克思。”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3年3月25日发表该刊记者题为《马克思的复仇:阶级斗争如何塑造世界》一文说:“全球经济陷入漫长危机,世界各地的工薪阶层承受着失业、债务和收入迟滞的重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判——即这套制度天生不公,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无法轻易摒弃。”
在当前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国家曾经广为流传。但是,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严肃批判“历史终结论”,就连福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结论”的错误。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2012年1月31日发表题为《下一个马克思》一文,引证福山的观点:“我们在等待一位现代马克思,他可以拿出对现有经济正统观念的尖锐批评意见和变革计划”。(《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这表明福山已看到他的“正统观念”的破灭。
在这场危机中,西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在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出路。有的西方学者试图依据马克思来理解危机并设计社会新模式。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试图从马克思的观点区分当前目标和最终目标,他在《马克思的遗产》一书中认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作为最终目标却是不成熟的。西方学者科琳娜·蒙塞尔2010年9月发表于法国《非洲亚洲》月刊的《马克思在进攻》一文说:“所有证据显示,人们需要马克思来理解当前的危机,并设计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如一些人所愿实现乌托邦,或如另一些人所认为的,必须终结剥削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西方左翼学者有人明确提出要“夺取政权”,“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例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明确表示:我希望下一次的抗议活动要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法国学者阿兰·巴迪乌明确主张“重新提倡共产主义”。他说:“现在,‘共产主义’一词的消失只是便宜了既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当前危机大片中的演员们。我们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并使它更为明晰。这种明晰也是它一直以来的特征,就好像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时说过的,共产主义用最激进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世界报》<法国>,2008年10月17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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