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友善：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友善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现代社会的形成与相应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是相伴随的，相应地兴起的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强调的是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甚至由于工具理性推崇的效率挤压了人的自由空间，由于其支持的个人理性计算明确了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对立，它不是促进而是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工具理性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面对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正确的出路不是退回到非理性的前现代社会中去，而是对之加以平衡和限制。在这里，就显示出了友善的价值。友善首先可以抵消工具理性的消极影响，给冷冰冰的效率原则加上了人情味。虽然重视效率，但也需要在此之外考虑公民之间的尊重和感情。其次，友善还可以限制工具理性的作用范围，将之控制在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某些领域之内，而不至任之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在工具理性被平衡和限制之后，效率和利益的强调得到了控制，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过分紧张，润滑后的社会达到了和谐。

友善也是每个公民都能够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人的生活由多方面的条件共同组成；其中有些条件自己解决起来很困难，很对其它公民来说却是举手之劳。例如摔倒的老人，自己站起来或去医院非常难，对其它公民来说扶一下却很容易。但谁家没有老人？谁自己又不会步入老年呢？当人们能够互相之间友善关爱的话，实际上对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帮助。墨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兼相利”的角度对这种互助导致互利的氛围进行了说明。他分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墨子看来，只要有人首先做出了友善之举，那么他就能够影响到社会氛围，并促使其它人像他那样做，结果是大家都从中获益。

可见，基于人的本质的要求，基于社会和谐的需要，也基于良好社会氛围的要求，必须提倡友善这一核心价值。

友善精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友善首先不是一个伦理学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实践问题。当你在公交车上与人发生碰撞时，你和他人是能够心平气和、互相体谅呢，还是最终发展为一场口角？当你在陌生的城市打听方向时，被询问的人是热情帮助，还是冷眼旁观？当老人摔倒在路边的时候，路人是赶紧扶起，还是扬长而去?可能每个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判断都不一样，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总体面貌良好，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情况不容乐观。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本身，就说明了友善精神的普及仍然具有提高的空间。

当前有待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对友善精神患有三症。一是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二是社会和谐建构上的便车症，三是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

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本质上来源于人们对公共生活的不适应。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到现代的公民社会，人们生活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交往范围扩大到了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人群中。在小农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的范围往往局限在家庭所在的乡村；这样的生活里，打交道的都是熟人，不会发生冷漠的问题。但是，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的逐步发展，人们活动范围突破地域的极度狭隘性，以往主要与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变为经常要与陌生人交往。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没有马上造成观念的改变，人们仍然习惯于熟人圈，而在陌生人的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于是用封闭冷漠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这种不适感和不安全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你身上发生的事，与我毫无关系；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和扶危济困，在陌生感都没有消失的时候，就更谈不上了。冷漠症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观念的进步并没有完全跟上。

社会和谐上的便车症，指的是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中的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既然有利于每一个人，就应该由大家共同来负责。但是，却有人会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只需要享受和谐社会中良好人际关系的成果，而不愿意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他的想法是，别人做了友善的事，我都还不一定做呢，更不要说别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也有人会把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责任全部推给政府，认为公共空间的事情，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做就可以了，作为公民个人我是可以不付出成本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友善的责任挪到别人头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政府可以包办友善精神普及的任务，每一个人都在是否搭便车的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结果就会是全体公民都没有愉悦感地生活在僵化的社会关系中。

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担心自己帮助的人将他受困的原因推到自己身上。例如，摔倒的老人经常无人问津，主要的原因就是路人担心自己被诬陷为撞倒老人的肇事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助人为乐的结果，应该是被助者至少要对施以援手的人表示感谢；友善的公民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回报，但却在精神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如果非但没有感激，还要承担全部的结果，那么还要求公民助人为乐，就是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了。这种愿意助人为乐却心理恐惧、行动犹豫的病症，根源在于三方面：一是医疗保障的缺乏，使得摔倒的老人有很强的动力去恩将仇报；二是法制的不建全，个别法官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就采取折衷主义的策略，各打五十大板，让被诬蔑的助人为乐的公民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三是道德教育的缺失，没有让公民有足够的道德感去打消甚至不要产生这样恶劣的想法。

面对公民在友善方面的这“三症”，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加以治疗。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严惩寻衅滋事和敲诈欺骗行为，鼓励助人为乐的典型人物事迹，让公民怀德畏法，有心向善。其次，需要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要让公民个人承担无穷大的风险，要让公民有待人友善、涌泉报滴水之恩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受到生活困顿的威胁做出让人唏嘘的选择。再次，要建全法制，明察秋毫，不能做出无原则的裁决。原来和了稀泥的案子也要重查纠正，不能冤枉哪怕一个好人。最后，还要加强友善教育，让之限制私欲的无限发展，抗衡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主动承担和谐人际关系建设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