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当前，高校的行政化色彩体现在哪些地方？行政之手给高校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李文慧（化名）曾是北京某高校的知名教授，连续多年担任该校某系主任及教务处处长。2011年，因为年龄到限，她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
此后几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围拢在李文慧身边的学生越来越少。“我还有行政职务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少学生来找我，有请教学问的、有谈工作的、有谈个人问题的，一天下来没有闲的时间。”她回忆道。
“退休后，原来天天来办公室的学生很久不和我联系。人们很快围拢在新的系主任和处长身边。出于工作需要，我可以理解。但连学术研讨、研究活动都不再与我联系，这让我有些难以接受。”李文慧说。
“不少年轻人都是我在位时一手培养起来的。”李文慧说，其中不少人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我没想到职位的变化会带来这么直接的影响。因为丧失了行政资源，你对他未来的发展、进步没有直接帮助了，他就不愿在你身上花时间了。但有趣的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项目要由你来评价时，很快又会出现。”李文慧说。
这让她多少有些心寒。虽然不情愿，但她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行政力量和功利色彩左右着校园。”
在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李文慧甚至感到很孤独。“到最后，我连办公地点都没有了。办公室的位子让给了别人。我努力争取，才被允许在一个空闲房间办公，桌上才安了一部电话。”她回忆道。
放下个人得失不谈，她的担忧是，行政色彩的渗透影响了很多方面。比如目前，如果学校的教学、科研项目在行政领导的名下申报，成功率更高。以教授的名义去申报，则难度很大。多种名师、优秀教师、国家津贴的评选，距离普通一线教师也越来越远。
“大部分的决策权都在行政部门，甚至最终的奖项也会分给行政人员。所以，一些清高的教师甚至不屑于申报。遇上开明的、懂学术的领导还好；遇上糊涂的，真是困难重重。”她说，“知识分子，总该有点风骨的吧？当高校染上了‘机关病’，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她记得，自己所在的学校已近10年未召开教师代表大会。“原本教师代表大会应对上一年工作作出总结，并制订新的计划。这其中，教师对新计划提意见是很重要的环节。但现在，很多教学、科研计划的制订并没有专家、教师咨询的程序，最多会说‘询问了校外专家’。新的计划其实就是主管领导决定的。”
因此，对于一些冷门却必需的基础学科，教师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比如，原来一门基础课一学期的课件有十几个文件夹，学生要做大量的阅读。现在，最多讲一两篇文章、小说。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领导关注的或者更便于申报项目的领域。”她说。
她记得，学校某领导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请大家放心，我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教授、博士，和你们的身份一样。领导理论上是为教师服务的。”
“但事实上，长期在行政岗位工作，必然会离科研、教书远一些。如果再没有渠道接触一线情况，作出的决策难免官气十足、与现实脱节。”她直言不讳，“一些高校领导并不爱校，没有把学校当事业来做，只是以此为晋升之阶。”
对于当前国家层面提出的去行政化议题，李文慧非常关注。
“据我了解，一些学校已经制定了相关章程。比如划定校领导的职责范围，确保行政不过度干预学术；校务会议、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都以教授为主体，校领导并不过多参与。”她说，“这项改革将会充满挑战，却是必须。学校应该是为了学术能头破血流的地方。教学和科研单位，应该是学术重于行政，最起码也要并重。不这样，教师何来积极性和责任心？”
高校里的“机关工作者”
刘莎莎（化名）是某高校行政部门的青年员工，属于高校里的“机关工作者”。
“每天基本就是传达各类会议精神，组织评比、会议，要不就是坐在办公室接接电话。”她说。
不过，刘莎莎并不享受行政化的工作氛围。“高校应该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为社会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才。然而现实情况是，高校也有类似机关里的行政领导，也有处长、科长、科员这样的行政级别。在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上，甚至与政府部门大同小异。”她说。
这两年，学校内部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鼓励一线教师到行政部门任职。对于这些举措，刘莎莎认为，“鼓励人员流动，本意是想让教学和行政部门多些交流，但一些教师却沉迷于行政职务带来的光环。”
但这并非教师的个人问题。她所看到的现状是：拥有行政职务，的确能获得更多资源。
“首先和学术委员会的接触机会很多，对晋升的程序会很了解。其实，在学校内部，与晋升相关的学术评比、课题申请，都有很深的行政化烙印。行政领导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如果能够在高校内谋得一个处级职位，尤其是像教务处、研究生处这类比较重要的部门，确实会受益不少。”她说。
“还有一些行政色彩渗透至人员管理领域：比如，校长或者书记会越过管人事的副校长，越级指挥调配人员流动，甚至小到一个科员；也有一些业务很优秀的教师，因为和领导存在矛盾，被调去了边缘部门；还有些同事在续签聘任合同时，突然被告知岗位已满，不久，领导就会派来新人顶替他原来的工作。”刘莎莎说。
“尤其是一些学术成就较高、脾气比较执拗的老教师，很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她说，“一个高校某个学科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决定了这个学科在全国的地位。如果老教授被忽视，传递的信号就是权力对知识和教育的轻视。长远看，学校本身也会受到伤害。”
在她印象里，“学校十几年都没开过教代会了，连摆设都算不上了。”很多政策，比如坚持了十几年的教学计划，会在未经学术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下大幅度调整。“领导说改就改了，也没有反馈和调查机制。”
如果要列举行政色彩在高校的体现，她觉得数不胜数。“教授评比、科研项目选择、人员调动、论文评判……太多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她说，“教师原本属于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技术职称，但现在很多人选择‘双肩挑’，在担任教授的同时，再兼任一个处长。”
目前，不少高校都鼓励年轻教师进入行政行列，本意是希望更多具有专业化技能的人介入这一领域，使得管理更加专业化，弱化行政色彩。“但效果并不理想。”她说。
“一些教师确实了解了工作的运作流程，学校机关效率低、难办事、脸色不好看的情况也有所缓解。但另一方面，却助长了一些教师的官僚气息。”她说，“有无职务的区别很大。‘官儿迷’肯定没有精力去做教学和科研，行政化色彩过浓，就会使学术本位失位。这样的氛围不打破，行政之手总会凌驾于学术之上。”
她曾看到一个鲜活的例子。学校某系曾有一位知名的老教授。“多年来他一直是系主任。近两年刚一退休，各种学术活动就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有一次碰面，他向我抱怨了一句：‘这么重要的学术会议，我是在结束后一个多星期才知道的。’”
事实上，新上任的系主任仅为正科级。“但是小官却有大权力。”刘莎莎直言，“人们不以学术成就论英雄，而是以行政职务。”
“一些新来的年轻人，本来挺有活力的，爱说爱笑，但是在机关待了没几天，变得官气十足，对一些来办事的老教师，也开始发号施令。”刘莎莎说。
这样的感觉让她很不适。在这个岗位工作了近10年，刘莎莎坦言自己“上升空间并不大”。“高校的行政职务很有限，有的人在副处甚至科级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教师是可以双向流动的，既可以教课也可以做行政，但行政人员不一样，因为学历和资历不够，很难转去教课。而且，行政岗位的待遇并不高。”
她记得，这几年，身边已有4位同事选择离开。“因为收入较少，上升通道狭窄，很多行政人员都选择辞职，去外面打拼了。我原本看中的是高校单纯的氛围。当这种氛围被打破时，我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刘莎莎表示：“我支持校园回归更为单纯的氛围。完全取消行政级别，目前来说仍然有很多困难，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去行政化只是手段，最根本的还是提高教学、科研质量，回归教育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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