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经济扫描

扫描三：中国经济失衡的新特点

自2010年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又恰从反金融危机全面刺激经济的政策择机退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出现了新特点，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同时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不足（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并存。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几经变化，第一阶段是1978~1988年，总量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短缺经济下的需求膨胀，1984年、1988年连续发生两次严重的通胀，1988年通胀率达到18.8%；第二阶段是1989~1991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第三阶段是1992~1998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需求膨胀，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长过快，1994年通胀率高达24.1%；第四阶段是1999~2002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放慢，物价指数连续3年出现负数；第五阶段是2003~2007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投资需求过热消费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领域出现反方向失衡；第六阶段是2008~2010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内需不足进一步突显，增长速度下降；第七阶段是2010年底至今，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通货膨胀和增速放缓（下行）双重风险并存。

总体上说，在2010年之前的不同阶段上，中国经济总量失衡的方向是清晰的，除个别时期（如2003~2007年，出现过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失衡方向不一致）外，在总量上，不同时期，或者是需求膨胀，或者是需求疲软，进而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增速放缓，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或者是适度紧缩，或者是扩大内需。而现阶段双重风险并存，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便难以统一，因为缓解通胀和推动增长所要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治理通胀的紧缩需求政策可能加剧经济下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又可能加剧通胀。

经济增长放缓（下行）态势明显，从2011年至2012年连续7个季度增速下降，比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经济曾出现的连续5个季度增速下降的时间还久。究其原因，首要的是内需增长不足，而内需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由于自主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迟缓导致投资需求不足，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消费比重和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消费需求疲软，难以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其公平和效率，均需要做出较长期的努力。

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虽然从消费品价格（CPI）指数看并不很高，2012年以来年通胀率均在3%以下，但成因特殊，从现象上看，现阶段中国通胀压力主要由于流通中货币（M2）存量过大，自2008年下半年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为刺激经济增长，向经济中注入了大量货币，到2012年底流通中的货币（M2）存量已超过百万亿，到2013年6月底仍超过92万亿，而2012年末我国GDP总量为51.9万亿，货币存量远超出GDP与货币存量的正常比（0.8:1），这些货币经过一定的时滞期，会逐渐传导到CPI上来，现阶段正是承受由此而来的通胀压力逐渐上升的时期。

但进一步分析，中国现阶段通胀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性矛盾，一是效率与要素成本提升间的结构性矛盾，效率提升滞后于成本上升，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据测算，目前中国通胀压力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所起的作用大体各占50%；二是进口结构特点形成国际输入的通胀压力，作为第二大进口国（2013年可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中国进口产品多为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幅度显著的产品，包括石油、铁矿砂以及大豆等大宗产品等；三是国际收支结构性失衡，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到2013年6月已超出3.5万亿美元，由此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在中国现阶段流通中的货币存量中，首要的因素便是“外汇占款”，即结（售）汇时支付的基础货币。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所形成的通胀压力，要求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必须发生深刻的转变。

经济失衡的新特点，要求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为适应经济下行与通胀双重风险并存的矛盾要求，中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上，从注重需求管理向同时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上从反危机时期的全面扩张向“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转变，即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从紧的）货币政策组合；在财政政策上从全面扩张向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收入政策相结合方向转变；在货币政策上从主要运用货币数量工具（货币供应量）向同时注重货币价格工具（利率）转变。以降低在宏观失衡双重风险下的宏观政策选择的风险。

扫描四：中国经济成长的新途径

宏观政策的调整能够缓解短期的总量失衡，但中国经济短期失衡和长期不可持续的主要威胁，来自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而要从根本上缓解和有效控制这些结构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内容在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市场组织结构、技术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等，怎样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又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应快于同期经济增速才可能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自主创新力的提高。

如果中国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赶上一般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1970年至2009年面板数据，估计第三产业占比与高教人口占比的关系，相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应达到79%左右，每年平均需增长2.9%，估计届时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将是现阶段的16倍左右，人力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要达到6.7%左右。

制度重于技术，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序和公正性的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在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创新，即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新变化、新失衡要求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首先，改革的关键已从初期的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的调整，包括政府、市场、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制的改革，包括宏观调控方式、财税体制和财政政策、货币体制和货币政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等，成为深化改革的关键。

其次，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已从治理结构调整（承包制、股份制等）转变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培育创新主体，创新是政府与企业的共同行为，但应以企业为主体，尤其是以大企业为主体，现阶段中国大企业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市场硬约束，多大程度上服从政府行政约束？在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如何在制度上对其形成反垄断约束？

其三，在所有制结构上，已从国有制占绝对优势演变为国有、民营、三资等多种混合结构状态，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19.6%，集体资本占2.1%，法人资本占30.5%，个人资本占23.9%，外商资本占23.9%；各种企业本身的产权也已大都多元化，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已产权多元化，规模以上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国家资本占50.6%，集体资本占0.4%，法人资本占42.3%，个人资本占2.7%，外商资本占4%；在外资企业中，真正外商资本也只占76%，其余为法人资本和国家、集体及个人资本；在私营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个人资本占67%，其余为法人资本（31%）和国家、集体及外商资本， 如何在制度上保证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间平等竞争成为突出的问题。

其四，在市场体系的构建上，主要任务已从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转变为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专利、环境资源等市场体系的培育。

其五，在市场化的难点上，已从克服传统计划经济阻力拓展市场作用范围，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提升市场质量，包括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产权制度）、交易秩序（价格制度）、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等。

其六，在二元经济状态下，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方式，已从城乡分别展开改革，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互动的整体改革，在这种整体推进中，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和完善显得极为重要。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在创新基础上驱动经济结构升级和战略性调整，进而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历史跨越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作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