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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8死32伤,一起学校春游事故再引热议——

邓晖:谁让春游成了“惊弓之鸟”?

2014年04月15日08:23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谁让春游成了“惊弓之鸟”?

提起春游,你会想起什么?是临行前夜辗转难眠的兴奋,是飘荡在春风里的欢快歌声,还是和伙伴们一起追逐打闹的惬意?可对于今天的很多孩子来说,这一切正渐行渐远——一条“安全高压线”,让“憋在春天里”成为不少学校的“常态”。

近日,一场意外的春游交通事故更是为举步维艰的春游之行兜头浇了一盆冷水:10日上午,海南省澄迈县一辆载满春游学生的客车发生侧翻,当场造成8名小学生死亡,32名小学生受伤。当晚,海南省教育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校外集体活动必须严格执行报告审批制度;11日,教育部再发紧急通知,同样强调“严格审批学校组织春游”;随后,沈阳、深圳等地教育部门也再次强调集体春游需要上报审批。

与往年一样,一连串紧急通知和“严格审查”的铁腕似乎已经成为春游事故后的“条件反射”。可面对“学生盼、学校怕、家长忧”的春游,如此处理为何挡不住事故,却拦住了春天?一项本应寻常的教育活动为何总是如此沉重?春游,又到底应该怎么游?

“没有春游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篇朱自清先生的《春》,写尽了美好春光,却写不出刘林霞心中的担忧。这位把《春》教了十几遍的语文老师,至今视春游为不敢碰的“老虎”,“我们学校已经好几年没组织过春游了。即便报备了,上级怕出事也不批”。 

兰州市某中学副校长刘老师则告诉记者,每次集体出行前,学生兴奋得睡不着觉,她都“紧张到失眠”,“所有学生都安全回来了,心才能放到肚子里”。 

春游,如今早已从不少人孩提时的美好记忆变成了一场“游不游、怎么游”的论战,而几乎每一次,“安全”二字都是套在春游头上的“紧箍”。

有人盼春游,也有人烦“春游”。面对安全困扰,还有学校选择了让春游“变味”。昆明小学生李琳所在的学校每年都组织两次集体出游,她所参加的9次里有6次是去同一个度假村,每次都是“参观一下,再坐下吃点儿东西”。

“我们把春游和社会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北京市丰台区某中学陈老师告诉记者,由于担心学生活泼好动,山林、水边都是学校春游的禁地,最近几次春游地点选择的都是科技馆、海洋馆、博物馆等。

“大量研究表明,学习要充分发挥学生多种感官,劳逸结合。多种形式的学习才会更有效,只是我们的学校和老师们觉得关在屋子里更便于管理,易于管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自古以来,游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就是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边游边学,这也是现代学校为何要组织学生在适当时节旅游的历史渊源。春游不仅可以让学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放松身心、锻炼体能,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启发哲思、陶冶性格。甚至可以说,没有春游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安全事故不应由春游‘埋单’”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眼里,春游更是一件“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大事,“如果连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的契合都不敢追求,我们要培养的究竟是温室的花朵,还是搏击天空的鹰隼?”

可尽管大家都知道春游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和功用,一个“怕”字还是无情地将春天锁在了冰冷的课本上。 

“现有法规对春游中学生的安全责任没有明确的划分和界定,一旦发生事故,学校几乎要负全责,校长承受不了、教师也担当不起。更忧心的是,‘安全考虑’还成为很多学校组织体育活动、校外实践的‘拦路虎’,在多方面直接阻碍了学生的正常成长发展。”储朝晖曾经去北京某示范幼儿园调研,让他吃惊的是,80个孩子的教室里没有跑动、追逐,甚至欢笑,只有一排排背好的小手,“不敢让孩子自由活动,因为动就可能有安全问题”。

在这样的教育语境下,“春游”更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出事的代名词——人人都在躲,即便有学校硬着头皮组织了,也必须承担“头顶的雷随时会炸”的风险。被一些部门和地方视作“法宝”的报告审批制度也因为这种“谁都不想担责任”的懒政而收效甚微,甚至形同虚设。 

这次海南春游事故就是例证。据报道,此次出事的欣才小学并非第一次组织春游,可该小学此前却从来没有按照规定向当地主管部门进行过任何报备,原因正是“报了也批不了”。对此,澄迈县教科局书记曾德英表示,近年来“考虑到安全问题”,确实“基本上报的都没有批准”。而他的一句“偷偷去的也有”更是将教育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春游的潜规则暴露无遗。

记者随后查询得知,近年来,几乎每起春游事故发生后,都会引发当地的整顿与问责,并进而引起其他地方的连锁反应。但大多与此次海南事故一样,以紧急发文的形式表达关切,仅是强调“严格审批”“加强安全教育”,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理。某小学校长告诉记者,实际操作中,这种“严格”常被理解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逃避责任”,“说是‘严格’,其实就是‘封死’,教育部门更怕担责任。学校要是想去,出了事儿就自己担着,和上级没关系。但很多时候,一旦出了安全问题,即使办学成绩再好,也在考评中被一笔抹杀。谁还费力不讨好?”

“去年我去青岛,教育局长告诉我,他一年打了12场官司,大多涉及学生安全事故,场场败诉。”在孙云晓看来,事后的“亡羊补牢”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这种安全事故中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权责边限,“安全事故不能由‘春游’埋单”,“板子也不能只打在学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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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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