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晋冀鲁豫的地域已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区合并,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按照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以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承担了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同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董必武致开幕词说:“我们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开幕了。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也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20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董必武当选为主席。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华北人民政府迁入北平。11月1日,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结束,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以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
华北全区除绥远外都是老解放区。到1951年,土匪已经肃清,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群众已普遍地组织起来,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已有充分的条件、并且迫切需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或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民主政权制度。但是,当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实际情况不尽理想,尤其是县级,华北全区331个县、17个旗,只有25个县、旗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人民政府,仅占县、旗总数7.1%。许多地方虽然已召开过多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存在着很多缺点。比如,将人民代表会议应有的职权和作用与普通干部会议相混淆,单纯布置工作,对人民群众和人民代表的提案和要求,采取不严肃负责的态度。
为了推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华北地区的县长会议,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促进这个地区的政权建设,为全国树立典型,推动全国政权建设工作。会议筹备的工作十分认真,成立了专门的筹备委员会,会前搜集各地有关政权建设的报告进行研究,派出四个视察组分赴各地视察,调一些专员、县长到京汇报,要求各地组织干部学习人民民主建政的理论与政策,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法令和指示,通过报刊、通讯社开展宣传工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新闻报道等60多篇。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于1951年9月19日至30日在位于北京护国寺街东口外德胜门大街的华北军区司令部内的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华北全区各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市长、专员(盟长)、县长(旗长)466人,中央和华北级各机关、团体负责人228人,各大行政区负责人29人,共723人。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县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使各县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在23日的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作了《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之所以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一是只有它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二是它不是倚靠从前任何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而是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出来的,它一经宣告成立,就可以相应地制定各种制度和法律,而其他任何制度则必须经过它的批准,或由它授权的机关批准,才能生效。会议进行了小组讨论和大会讨论。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全体与会人员进一步明确认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距刘少奇讲话7个月后,董必武也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定位为“国家的基本制度”。
彭真:我们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定成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1951年10月1日,参加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的人员参加了国庆典礼。10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彭真来到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全体党员会议上祝贺会议成功,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定成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什么要定成“根本政治制度”呢?彭真说,第一,它是全国人民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只有通过它才能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组织越来,离开它,人民组织不起来。第二,它是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的、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形式,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老百姓管理政府靠人民代表会议,政府把老百姓动员组织起来做事情也靠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从目前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查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表述。它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和“政治”精准的定位,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历史上具有指示方向的重要作用。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周恩来在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所作政治报告中,专门强调了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基本”就是“根本”。可以这样认识,刘少奇和董必武关于“基本制度”的表述与彭真关于“根本政治制度”的表述的含义是相同的,同时,还应这样来认识,彭真的这一表述是刘少奇、董必武关于“基本制度”表述的发展。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清醒地看到,第一,把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为了执行各项迫切的任务,主要依靠直接动员群众的方式进行工作,因而不可能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来解决各项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成为可能,并且在国家政治制度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时候,那种习惯于简单方式处理问题的做法,就完全不合时宜,而且是违法的了。中国由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由主要领导战争到领导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国家和地方的工作方式都需要尽快实现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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