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余生 流亡日本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
然而，由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谕令新政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到英国使馆，梁启超逃到日本。
为什么日本会接纳梁启超呢？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在鼓吹东洋扩张论，而中国内乱正是日本扩张势力的好时机，所以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同意梁启超到使馆避难。为了设法帮助他离开中国，林权助组织了以日本人为主的猎人小分队，梁启超夹在其中，并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的协助下，一行人从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坐火车来到天津。他们的行踪在天津火车站台被发现后，梁启超和郑永昌马上转移到海河上的一艘日本帆船驶向塘沽，登上日本大岛号军舰。26日后，日军舰起航东去。
此时梁启超作诗一首，名为《去国行》：“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在其中讲到恨自己在困难时没有能力，既不能报君恩，也不能报友仇。虽然他自己很想报仇，但是徒然死于贼手并非大丈夫作为，所以“掉头”去了日本。
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著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这期间，他还曾到美国考察半年，广增见闻。他还曾经和孙中山合作，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是梁启超一直认为光绪是位开明的皇帝，因此主张君主立宪。当时革命和立宪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1907年，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发表宣言，提出四大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二、厘定法律；三、确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这是他们要实现新的国家形态的梦想。政闻社的许多成员后来回到国内，在各省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阔的视野让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东渡一年后，他讲到自己的感受：“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这几句话简洁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而中国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他在《新民丛报》上讲“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原注：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目睹中国之现状，他的忧患意识喷发出来：“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听得见他的呐喊，都像他一样，参加到救国之大业中来。
捍卫民国 旗帜鲜明
民国初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中国社会曲折复杂多变。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国是主体，没有谁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极其兴奋地回到祖国，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来。军阀任意横行、鱼肉百姓、污辱民国，官场中，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逆之则锄而去之。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他自己也组织学会，组织党派，希望有所作为，但在军阀混战中，终难有所作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著文鼓吹帝制。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帝制复辟的序幕。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他们选择云南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云南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怀着不忍坐视袁世凯及六君子“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的态度，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范旭东赴上海和北京在报刊上发表。9月1日，他还堂堂正正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袁派内使夏寿田赶赴天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袁继之又派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使来者尴尬，无言以对。
梁启超讨袁檄文于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刊出，随后《国民公报》转载。从4日起，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上海各界抢购传抄，为前所未有，威力震动了全国。
1915年11月17日，蔡锷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然后经上海（有一说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7日到达昆明，联络旧友，国民党温和派和进步党人士加入进来，于22日在昆明召开独立大会。25日，云南宣告独立，组成滇黔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兴兵讨袁，全城欢呼、悬灯结彩。此后，梁启超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南下上海，为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锷，在战略战术、组织宣传、对外方针方面，予以指导。他还联络策反黔贵粤等省共同反袁。广东省督军龙济光谎称赞成反袁，实为袁之死党，枪杀了前去策反的汤觉顿及其赞成反袁的部下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此即“海珠惨案”，梁仍期望龙能转变，只身入粤而谈，以乡亲之谊诉说，也陷入险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当此之时，反袁声势席卷全国，东南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焦劳羞愤，宣布取消帝制，于6月6日死去。一场丑剧就此结束。
袁死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现张勋复辟，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饮冰室开会，商讨反复辟事宜。梁启超起草了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此时让梁启超想不到的是，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于是他秉笔指斥康有为。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梁启超坚持自己的道德观，以真理为重，对捍卫共和政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旅欧一年 思想巨变
梁启超思想上最大的跃进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到欧洲考察。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质学家丁文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政治学家张君劢及杨鼎甫、刘崇杰、徐新六。
在欧洲一年多时间，梁启超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时间最长。他参观了欧洲的国会、银行、商会、教堂、农村、城市，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收获颇丰。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也引发了他新的思考。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十分萧条。恰逢天气寒冷，烧的煤比金子还贵，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梁启超感慨，欧洲文明源远流长，又一向以个性解放、自由、法治著称，怎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怎么会有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
旅欧期间，梁启超还参加了正在法国举行的解决一战后国际问题的巴黎和会。会上，美、英、法等战胜国列强不顾中国利益，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这让梁启超对西方各国大失所望。
根据见闻，梁启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并不因循守旧，而是采取宽容、崭新而开明的态度。在欧洲游历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学习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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