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沦为发展的“绊脚石”
古建筑频频遭难的背后，凸显的是城镇化浪潮的冲击和保护的困境。
“在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17.77%，保存状况差的占8.43%”“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暴露出了目前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
安徽省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现实有登记的文物消失数量共2134处，安徽省文物局副局长杨立新介绍，城市建设是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地方美化市容，拓宽古街，擅自改变建筑格局，历史信息丢失，文物价值不复存在。
“一些幸免于战火的古文物建筑，最终却被人以建设开发的名义损毁。”复旦大学学者储馨曾表示，若不积极应对，长期下去，随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古香古色的牌坊、宫门、城墙会消失殆尽。
安徽省政协的一份《关于加强徽派古建筑营造技艺研究与传承的建议》提案中指出，传统建筑的利用和保护，与以集约居住用地为前提新农村建设之间同样存在矛盾，必须加强研究和创新。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认为，经费和执法仍是困扰古建筑保护的两大难题。
近年来，加上中央的投入，各省市每年都有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文保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在李修松看来，“文物保护的经费投入仍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增长。相对于数量众多的文物，这些经费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记者调查发现，各类“法人违法破坏文物”“毁古求利”的案件近年频频上演，已成为导致不可移动文物过快灭失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江苏省13座宋元粮仓遗址毁于高档楼盘开发、鸦片战争战场定海古城夷为平地等，无不显示文物执法在众多的执法中处于“弱势”的尴尬地位。
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成龙欲捐古建筑给新加坡，事实上是给内地古建筑保护重重提了个醒。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杨福泉评论说，当我们在痛心疾首地谴责外捐国家文物或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之时，更应该深思我们怎样来珍惜和呵护还在不断消失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物专家普遍认为，文物不可再生，因此即使一些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修复或重建，但文物遭受破坏后，损失不可估量。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黄山市有1000多幢古民居亟待修复和保护，让黄山市认识到古民居保护的迫切性。
黄山市文化委主任王恒来介绍，2009年，黄山市开始施行“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由单一政府投入向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等多元融资转变，同时由单纯保护向科学保护和有序利用并重转变。截至2012年底，“百村千幢”工程累计投入资金44亿元，基本实施完成了工程中所有古村落和古民居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应将事后处理前移为实时监督”李修松表示，应当加强文物和公安、城建规划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建设，将文物执法由“事后处理”前移为“实时监督和事前预防”。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文物保护法》中明确财政列支文保经费的比例，明确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资金补助的额度或数量，为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提供立法保证。
中国知名古建筑专家、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程极悦说，当我们的文物保护真正有了违法必究的问责制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的时候，我们的民间古建筑才不会因为缺乏保护意识、措施而不断消逝在岁月的风风雨雨之中，才可能让手头有像成龙先生那样珍贵文物或民俗文化器物的人士，能够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有足够的信任，进而愿意将他们的收藏留在国内或捐赠给相关文化机构。
（记者 王立武 詹婷婷 杨丁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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