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背后是官僚化”
“为什么我这个小小的事情，一个老人的正常退休，会引起这么多涟漪？”章开沅的自我剖析一针见血，“跟目前高校改革步履维艰、阻力很大是有关系的”。
在历史学家章开沅的眼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几次大折腾。
一是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现在有几所老校都很难说，一所老校的损失成了一所新校的收获”。
另一个是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拉动GDP为目的仓促上马的高校大扩招。
还有一个就是发生在世纪之交在全国范围內由行政主导的大规模高校合并运动。
“教育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这些做法显然对教育有伤害，有破坏。”章开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不断累积的结果。
在谈中国教育成就的时候，有关部门会习惯性使用“实现了跨越性发展”这一说法。但在章开沅看来，这种提法值得商榷。“所谓跨越，就是超常规，这就不可能做到科学发展。”
还有，当前高校以规模论英雄的评价机制，也是用GDP思维代替教育规律。“从量上考虑多一些，从数字考虑多一些，教育变成了一个产业，像搞劳动竞赛”。弊端是，忽视了数字背后的内涵；同时，数字本身还可能作假。
教育部一位老部长的理念让章开沅印象深刻：从来不提跨越式发展，让各个学校在自己的层次上，根据自己学校的特色，发挥最大的优势。
“讲得太好了”。章开沅认为，首先要观其位，“一下就躁动起来，都想当暴发户，哪有那么多跨越?”
60余年治史生涯，这位总是着眼一个时期风云变幻做学问的老人更想说，“先慢走，再跑步，然后才有可能是跨越”。
他一一历数近年来目睹的怪现状：有的地方院校一步登天变成一类学校，一个系变成一个学院，一个学院变成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大到下面要再设学部。
同样让他费解的，作为院士评选的标准，数论文篇目成了一个标杆，在高校一度出现用300篇论文、500篇论文成就一个院士制造工厂，“一个人真有那么多重要的成果吗？”
对于备受社会关注的高校去行政化，章开沅认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行政体制本身，是背后的官僚化、官本位”。
在章开沅看来，行政是一种科学的管理，行政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现在变成行政就是管理学校一切了，“有的人本事不大，权力不小，一切异化了”。
一位教授就曾在章开沅面前揶揄自己，“系主任变成一个科级干部了”。
这位教授是国家教育部一个直属基地的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在海外也有着很高学术声誉，但在学校里，甚至不能参加中层干部会。
这种官本位的浸透贻害深远。
章开沅曾经亲历过一个课题项目的变形，“越申报越大，意义也越来越宏大”。
当时章先生建议，能否部分分解一下，有些内容三五年做不出来，能不能十年做好？
“章老，如果这样，还怎么管理呢？”对方的回应让章开沅惊愕，但后来一想似乎也对，“毕竟一个领导在这个位子上也就三五年，到时成绩从哪里出来”。
“没有深刻的反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章开沅为高校改革开出自己的药方：回归常识，回归大学本位、教育本位，少一点各种各样的评比检查指标体系，少一些用办工厂的办法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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