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社会学 在本土化中创新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形成

我国社会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学话语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人口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迄今为止最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历史进程。西方有人曾将我国的城镇化形容为文艺复兴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事件。我国社会学界创造的“农民工”概念，不仅从学术界进入政府的话语体系，而且成为世界关注的热词。农民工、农民工的市民化或半市民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随迁子女、流动家庭、户籍制度等，形成我国社会领域独具特色的核心研究议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职工、单位制、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等，也成为学术研究独有的中国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表征就是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由改革开放前的“两阶级加一阶层”的结构（“两阶级”指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一阶层”指知识分子阶层），逐渐转化为日益复杂的多阶层结构。我国在工业化的同时，还伴随着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后工业化，这使劳动力人口的“工人化”与“中产化”几乎同时发生。在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步形成并扩大。我国社会学界基于对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研究，不仅成为亚洲社会学论坛与金砖国家社会学论坛的主要议题，而且也为欧美社会学界所关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扩展，为新中产阶层与技术工人阶层的扩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给我国社会转型研究注入了生动而丰富的时代话题。

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学界围绕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小康社会”这一概念，上接数千年传统文化，下接时下的民生诉求，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小康，是在不断进取中逐渐增加其时代内涵的。我们先是实现了温饱型小康，然后达到了总体性小康，现在正奔向全面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学界不再仅仅将其局限于对日常生活水平进行追踪考察，而是将其拓展为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宏大概念，并进一步深化研究。正因如此，“小康”一方面可以在“社会平均数”含义上分析，但更重要的是从共同富裕的政策维度上提炼解读。

从一定意义上说， 我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改革。我国社会学界有关“什么是社会”“如何发挥社会的作用”等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政社分开”，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大包大揽所有社会事务的做法，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政府管不了、做不好而社会能够做得了、做得好的事情让渡给社会，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必要内容，也是划清社会与政府边界的基本准则。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是一字之差，但在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在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发展活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改革开放创造的宏大舞台，为我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创新机遇。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丰厚土壤，社会学才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壮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正在进行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生动实践图景，必将进一步激励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 人民日报 》（ 2014年03月28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