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林：乌克兰动荡对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启示

最近一段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克里米亚。中国人熟悉这块地方，大半是因为它的美好风光、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五月》以及其他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和黑海及这里的要塞相关的作品。这里又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3月16日，克里米亚公投，结果以83.1%的投票率、96.77%赞成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对于这一结果，奥巴马表示：“永远不会承认”，还要俄付出“额外代价”。欧盟“正在试图发出最最强烈的信号，一个能让他们（俄罗斯）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信号”。面对西方国家的各种表现，普京表示：西方国家做得过了头，“跨越了红线”，他警告西方不要再激怒俄罗斯，称西方国家试图将俄罗斯“逼入墙角”。

世界不太平。对于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研究来说，这是一部最新教材。

乌克兰事件，至少提供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也就是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属于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基础性的部分，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不仅是苏联的粮仓，而且被称为欧洲粮仓，在全苏各加盟共和国中，工程师比例最高、制造业和工程技术最发达。随着苏联解体，乌克兰宣告独立，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克拉夫丘克，摇身一变，成为乌克兰第一任总统。之后，在这一地区的崩溃衰落中，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5%，贫困人口占70%。政权不断“翻烧饼”。腐败丛生，贪官遍地，国家混乱和人民痛苦日益加深。原有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轮番私有化，政治家抢先掠夺国家资财、成为寡头，普通人的工资和退休金不足以养家糊口，大学教授要靠私车跑出租补贴家用。军队每年军费只有20亿美元，连、排级军官的工资只相当于哈萨克斯坦的普通士兵。军纪废弛，靠卖武器混日子，从步枪、机枪到导弹，什么都卖。

在这样一个国家，谈论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问题，谈论食品、住房、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社会治安和生态环境的安全问题，谈论哪一位政治家出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简直是痴人说梦。于是，政坛上锣鼓喧天，出将入相，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任何一个政权，随便谁当总统或是当部长，都注定短命。2月21日，乌克兰曾经签署一个和解协议，但两天后就被街头造反的改革派撕毁，并发动政变，“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被赶得落荒而逃。然后是急不可耐地分赃：暴动队长被封为体育娱乐青年部长；暴动中的啦啦队长成了文化部长；阵前救护队临时工工头出任卫生部长。另一方面则解散王牌特种部队，强迫警察和特种队员当街下跪，为“镇压示威群众”的行为谢罪。紧接着，海军主力军舰和部分空军战机倒戈，陆军士兵纷纷开小差，响应政府宣布总动员的人数不过1.5%，军队“最多只有一半战斗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近年来西方连续挑唆“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形成了一种新产业：反正不生产、不建设、不创造财富，有价值的、有实际意义的就业难上加难，相当一些人索性无须劳动，参加闹事就是职业。1999年和2002年我两次访问俄罗斯，听说的乌克兰故事是，有人组织，用大卡车从郊区把农民拉进基辅，吃住全包，参加反政府游行，每天可得10美元。如果积极性高一点，呼口号吹喇叭，再增加二三美元，基本生活之外小有盈余。现在待遇提高。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外交部、国际开发署、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国际共和学会、一些非政府组织，其他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攫取巨大利益的部门和企业，为乌克兰反政府活动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受雇参加暴力活动的人分工不同，报酬也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普通和平抗议者30美元/天，充当人体盾牌的50美元/天，制造暴力冲突的100美元/天。这算得上一笔似乎可以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的可观收入。

乱象甚至引起那位克拉夫丘克的愧疚。他2005年表示：“如果在1991年，我要是知道祖国会沦落到如此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双手，也不会签署《别洛韦日协定》！”

我们再来回顾最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在印度，性侵案多发。2013年，因政府对强奸案处理不当，引发百万人游行示威。

2013年，土耳其政府准备把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盖奇公园强行拆除，修建购物中心和兵营。就为这件事，6月2日，全国67个城市发生235起抗议示威事件。4日，又有24万工人、公务员、医生、建筑师、工程师罢工。25日，罢工波及23个省。

2013年6月，巴西政府宣布公交车票提价，引起全国抗议。6月20日，巴西140个城市的125万人，迎着警棍和催泪瓦斯涌上街头。一个阳光、沙滩、美女、桑巴舞、通年狂欢的巴西，用《圣保罗页报》的话说：“从天堂摔落到了地狱的边缘”。

人民大众基本生活条件安全受到威胁、侵害、剥夺，也许只有沉默中的怨忿，也许只有咬牙切齿中的忍耐、自杀或者疯狂的个人报复，也许只有零星的、局部的抗议声音，即便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也未必立即导致政权垮台。然而所有这一切，无论如何都是政权不稳的活火山。

中国要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既不能靠照抄照搬外国战略文本当作自己的条条本本，也不能靠几个能人关在屋子里编造出个什么设计交账。任何一件小事，只要涉及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安全，就绝对不能排除在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视野之外。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解除人民的痛苦甚于自己的痛苦，我们的天职就是不惜牺牲自己，为人民争得和捍卫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瑞金时代，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那样困难的战争环境里，要求所有干部和红军战士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生病问题、吃盐问题、生孩子问题等等。人民军队无论进攻或是撤退，都不惜牺牲，首先安排群众到安全的地方。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曾提出苏联道路和延安道路的问题。他所说的延安道路，就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就是共产党“了解人民的疾苦”和知道怎样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在书里援引一位法国学者吕西安·比昂科的话说，中国民众拥护共产党，不仅是因为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更多的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和关心人民的疾苦”。中国人民真诚地拥护共产党，为了革命甚至毁家纾难，就是因为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把人民当作父母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事事处处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其第一位的责任，就是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任何发展和繁荣，都只能是立足于这个基础和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发展和繁荣。离开这个基础和目标，所谓发展和繁荣，所谓国家战略安全，一概是空话，都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