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将变得无法治理。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另外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是一个集5000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于一体的国家。我这里可以使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这有点像古罗马帝国一直没有灭亡，一直延续到今天，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其地域、传统、文化等巨大的内部差异都可以和平共处于一体，大家都使用一种语言：拉丁语。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反复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将变得无法治理，将走向分裂和解体。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中国这些年的一个春运就有30多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这样人口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大陆，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内部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在人类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内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是举世罕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餐饮的丰富性。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型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系，换言之，法国菜系是法兰西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国“百国之和”文明型国家的文化产物，所以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举世罕见。其实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既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谨慎探索，尊重事实，不断试错的改革方针符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情。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休默一直质疑纯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伯克反复强调一国的政治体制应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伯特兰·罗素大力提倡“唯事实”，即“事实是什么？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中国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取得了人类扶贫史上的最大成绩；中国坚持了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汲取别人之长，同时也延续自己的传统，特别是通过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还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即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发挥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这个趋势我看还会继续下去。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虽有各种问题，但总体上的治理水平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乌克兰、希腊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缅甸等。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确实在迅速地崛起。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自己估计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国际激烈竞争的产物，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它充满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国模式竞争。
其实，西方也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双赢的，就像西方已经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益良多。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自己的传统和优势，在中西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一下，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消除贫困，创造就业，避免金融危机，防止文明冲突等。
2011年6月，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本身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谢谢大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