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举措照亮纪检监察机关“灯下黑”

打开网络媒体，有关纪检监察机关人员违纪违法事件频频曝光：浙江温州市纪委一室副主任程文杰等5名纪检干部和1名检察院干部在办案期间，用闷水逼供方式，将被“双规”的某官员折磨致死。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一审判处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我们周围也有些纪委干部，倚仗自己手中握有惩治腐败的“尚方宝剑”做出一些让人咂舌的事情。按理说，纪检监察机关是一个充满正气、充满正义，严肃、方正的部门，怎么会出现如此“灯下黑”现象呢？习总书记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反腐铁匠”，自身的铁锤都如此软，怎能打出社会一片清平？“反腐斗士”队伍如何加强对自身人员的监督，如何避免监督者的监督权成为新的腐败源头，切实解决“灯下黑”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待破之题。

笔者以为，“灯下黑”问题，首先是纪检监察干部个人自身素质、自我认识问题；也是纪检监察机关权利过大滋生的“毒果”。现行的社会制度体系，存在着对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监督的缺失，已经成为了党务监督和行政执法监督的软肋。

自从习总书记上任后，作为“佩剑斗士”的纪检监察人员，高举反腐利剑向全国腐败贪官开刀，“打老虎”、“拍苍蝇”、“打蚊子”，令贪官污吏胆战心寒。纪检监察部门的社会地位，在公众特别是在官员心中，望之为寒。有些纪委干部的权位欲望也如气球高速膨胀，觉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没人敢管，于是日渐盛气凌人、目中无我，以致干出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妨来探究一番当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纪委的权利到底有多大？

首先，纪委享有绝对的“人事权”。很多地方规定，党委在讨论干部的任用尤其是提拔问题时，纪检部门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只要纪委书记说某人不行，或者说还有些群众反映的问题需要调查核实，那么，这个人就只能暂停提拔，待以后再议了。至于所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何时可以查清，这些都决定于纪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纪委必须在多久内查清。

其二，纪委有对处理罚没款的“财权”。通常而言，反腐败工作先由纪委介入，对腐败分子的立案和“双规”，就是启动反腐的开始。只有纪委查清了案子，其他部门才能介入。而在查清的过程中，纪委通常对腐败分子采取的扣押财产、对行贿人收缴的保证金，往往通过财政转一下手，还是大多数返还给纪委作为经费。换句话说，腐败越多，纪委的财务状况越好。而扣押腐败分子多少财产，也完全是纪委一句话的事情。

第三、纪委有“无限侦查权”。纪委在反腐败调查时，可以采取“双规”等措施限制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并且这种限制没有任何法定时限，这是公安和检察最羡慕的地方之一。而在调查的过程中，纪检部门可以说“一路绿灯”，对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有权调查，包括人们平常看起来非常强势的公安和检察，在纪委面前也只能算是“小兄弟”、弱势群体。纪委在查案过程中，可以不经任何法定程序，随时传讯任何人。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纪委的调查权有任何约束。也正是这种侦查权的无限性和不受任何法定监督的特性，使得纪委的一些官员自我感觉良好，少数人甚至有“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感觉。

第四、纪检还有“准司法权”。虽然纪委只是一个调查者和党内处理的决策者，但实际上，它的触角深入到了司法领域。对于腐败分子以及相关涉案人员的处理，纪委如果决定不移交给检察院，那么哪怕腐败再严重，司法机关也无从追究此人的刑事责任；对于被调查对象的最终处理，纪委可以内部和法院、检察院打招呼，要求大致判到什么程度，法院不能不听；甚至，在法院的不少反腐败案卷材料中，会有纪委赫然盖章的公函，称某某被告人“配合调查”、“有功”云云，要求不起诉或者轻判，这些公函，胜过律师的万句辩论，甚至有一言九鼎之效。

由上可见，纪委的权力的确很大。有句格言：“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如今上演的诸多纪检监察系统“灯下黑”现象，正好印证纪检权利大这一特点，导致纪检监察干部“老子天下谁都不怕”这一狂暴思想。如果不尽快矫正纪检机制，不尽快对纪委的权力作出监督，纪检工作将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也可能成为新的腐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