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克俭
进入新千年之后，马克思文本研究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也是与国际学界接轨较充分的研究领域。笔者试结合实例谈谈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现实关怀
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身是“经典著作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1956年出版以后，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摆脱了革命年代单纯的宣传功能，学术研究功能日益凸显。1956年至1966年，我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稳步推进。一方面，国外（尤其是苏联、东德）的马克思研究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如苏联专家凯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义《“反杜林论”介绍》1959年出版，科尔纽三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传》的第一、二卷本中译本分别于1963年、1965年出版，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译本1964年出版等；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独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如彭展著《怎样阅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6年出版，宿士平著《介绍“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1956年出版，张江明著《介绍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9年出版等。1978年之后，我国学者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著更以井喷式规模出版。可以说，1999年之前的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尤其是经典著作研究）尽管没有文本研究之名，却有文本研究之实。
文本研究（经典著作研究）无疑属于学院派的研究，但它并非“钻故纸堆”的学术游戏，而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试举三例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研究。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出版之后，在国际学界引发了持久的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除了1978年之后思想解放运动（包括对“文革”中人被践踏的反思）这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与国外学者（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西方国家）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成果的引介，以及1979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译本的出版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一大批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研究，形成了对马克思思想（包括其共产主义思想）的全新认识，并开掘出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为我们党“以人为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马克思正义问题的文本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围绕马克思“正义”问题展开了持久的激烈争论。基于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资本论》），该学派的一方认为马克思有正义思想，有自己的伦理学；另一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而不谈道德，且坚决批判奢谈公平和正义的论调。但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这一争论当时在国内学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但当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日益凸显的公平问题时，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进行文本研究、开掘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为我们党正确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文本研究。早在1977年，针对生态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批判，英国学者帕森斯就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书中几乎一半的篇幅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相关论述的文本汇编。1994年日本学者岩佐茂出版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2000年美国学者福斯特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基于马克思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深入开掘。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学者也开始加强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文本研究，如韩立新著《环境思想和马克思》（日文版）、解保军著《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等。这为我们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创新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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