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中国经济学应有自己的“优秀”

敏锐地提出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不断认识经济规律

经济学是研究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既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也发展本身。例如，正是对1929年大危机的研究成就了凯恩斯；而后，在对凯恩斯主义负面效应的研究中又诞生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当然，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经济学家敏锐地发现问题，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问题。

经济发展永远处于进行时，每个时期都有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应发现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如何持续发展。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做大，是因为曾经存在做大的条件。而一旦做大，相应的条件也就随之消失。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活力较弱的经济体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相对位置的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把做强的秘诀指向创新。除了人们熟知的熊彼特和库兹涅茨把创新与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以外，埃德蒙·费尔普斯更是认为19世纪20年代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是广泛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是从国民经济中原创的本土创意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家索洛曾对1909—1949年的美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结论是1/8归因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7/8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继而，经济学研究表明，创新来自“草根阶层”自觉的创新冲动，来自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果能解决创新的环境和土壤问题，中国经济学就能作出意义深远的贡献。

环境问题或曰生态文明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不仅应有前瞻性，而且应进行有意义的反思。反思可以纠正经济学曾经存在的认识误区，还可以纠正不当的经济活动，如对GDP认识的不全面以及不择手段的追求。在一系列的反思中，可以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汲取它们的教训，使自己发展得更好。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经济学就是充分发现和挖掘后发优势的经济学，我们没有理由把被别人实践证明是不好的东西再重新演绎一遍，如不应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当前，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应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观、发展的衡量指标以及发展的路径选择。科学发展的实质就是增进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福祉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污染环境的GDP是与此相背离的。

脚踏中国大地，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的经济学是舶来品，计划经济时期几乎照搬了苏联的经济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人又以西方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然而，这些理论体系并非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因而存在与中国实践脱节的问题，原因在于任何优秀的东西都是有条件的。中国经济学应有自己的“优秀”，首先是思想的优秀，思想的优秀通常比技术（数理模型）的优秀更重要。

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学可以借鉴别人，但必须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年英国蓬勃发展的时候，德国也是后发展国家，德国经济学家没有盲从，而是系统地提出了适合本国实际的经济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针对斯密经济学中只有“世界”和“个人”的观点，明确提出“国家”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提出适度的贸易保护和梯次开放的经济政策，明确宣布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而且他所讲的生产力近似于现代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西德又产生了弗赖堡学派，提出并实践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应当保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其主体是企业，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而不能直接干预经济，更不能越俎代庖。德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证明了德国经济学的卓越贡献。

13亿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肥田沃土。中国经济学家只要对这种火热的经济生活作出独到的、前瞻性的理论概括，就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就能对世界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作出贡献。这需要深入火热的经济生活。中国经济学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像当年马克思那样，借鉴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思想和理论。中国经济学还应是改革的经济学、永立潮头的经济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4年03月1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