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艳：从当前社会问题看公共治理转型

 二、社会矛盾频发的制度原因

在面对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我国学者张康之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在人类踏入21世纪门槛的时候，由于全球化运动的推进，无论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抛入到同一起跑线上了，都面临着后工业化的问题。” 如果联系到我国地大物博、经济发展落差巨大的现实，那么，我们就不仅面临后工业化问题，还要面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问题，可谓社会正承受着全方位转型的压力。

（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对我国社会发育程度进行评价，那么结论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到工业化社会的成熟阶段，正面临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中部大多数地区，也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正在向成熟阶段推进；西部一些地区，刚刚才跨入工业化的门槛，有些地区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工业化。从这一工业化发展脉络来看，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是梯次推进的，而与工业化相匹配的社会治理模式则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也就是说，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模式与广大劳动者的诉求还有较大差距，也存在着一些剧烈的摩擦。农业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它的主导性社会关系是等级关系，因此，农业社会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就是协调不同等级间的利益关系，以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迅速发展，也从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在这一剧变的过程中，我们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却是一直沿用农业社会的治理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等级和服从，所以才有几亿农民工兄弟为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们却没有应有的话语权这样的局面。而今已是新生代农民工主打天下的时代，他们不同于自己的父辈，对等级制度深恶痛绝，时刻在主张自己的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在2010年曾描述过：“新生代农民工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这样一来，就与来源于农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了剧烈的碰撞，新生代农民工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拧螺丝’的工作是不是还需要持续一代人？”这也与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做事方式”的理念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甚至不惜用牺牲生命的极端方式进行抗争。这看起来是富士康管理理念的问题，其实是社会治理模式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引致的，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入手，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匹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道德中立的工业化社会公共治理模式面临着挑战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社会出现过多种国家理论。 然而，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许多事情都已经超越了人们建立国家时的预想，大量的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义务由国家强制引入契约关系，把许多原本属于契约范畴的交易和境况，划归到政府权力的调整范围。这引起了社会的不满，美国法学家格兰特．吉莫尔（Grant Gilmore）说道：有人对我们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的确如此，这无任何可以怀疑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执掌权力的政府，不仅表现出了其对于权力最大化的政治人的本来面目，也将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纪人的面相表露无遗。…在缺乏道德约束，又受牟利刺激下的人，都将自己视作中心，基于自己权利和利益与人交往，从而将他人视作实现自己功利目的的工具。

在经济快速发展、而公共治理模式没有与时俱进的情况下，许多社会问题就会随之产生。由于大量的最初建立国家时缔约之外的事项被引入契约，很多属于契约范畴的事项纳入政府权力之中，那么，腐败的问题就具有了强大的制度基础。比如，近年来官员腐败多涉及公共工程领域的行贿受贿、涉嫌买官卖官、参与公有土地出让和房地产项目等，就是明显的例证。在工业化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面临挑战、而又缺乏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握有各种社会资源控制权的人，就会显现出其权力最大化的政治人面目，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嘴脸，谋求利益最大化，于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收入是基于官员握有公共资源而获得的，于是，仇官、仇富心里与日俱增，社会对立加剧。

（三）公共治理标准化难以适应社会多样化的需要

针对这一问题，美国伦理学家库珀曾经说过：“进步运动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应该同等对待每一位公民以示公平，政府的这一权力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假说基础上的。可是现在，人们有时候希望政府同等对待每一位公民（比如选举权、就业机会和司法公正等方面）；有时候有希望政府区别对待每一位公民（比如伤残保障权利、占先权和赞助行动等方面）。标准化政策和程序与多样化的、敢于直言表述自己观点的公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相称了。” 在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期间，社会的公共治理特征还是标准化与同一化的，还没有办法区别对待每一位公民，于是，基于公民成长背景与能力的差异，出现了不平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杜尔凯姆认为：传统社会里外力强加的秩序为机械团结的社会秩序，而把转型社会中在功能分化基础上功能互补的整合称之为有机团结的社会秩序。在外力强加的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上不能建立真正的有机团结，这样的关系不仅不能有效维持特定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引起阶级斗争。为避免阶级斗争对社会团结的破坏，应该提倡公平和平等的社会思想。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调整公共治理模式这个根本性问题入手来加以解决，否则问题会越积累越大、矛盾越来越多。

（四）未来得及完善的工业社会公共治理模式又面临后工业社会考验

工业社会是法治社会，构成法制根基的理性契约是基于功利目的、理性权衡、自由合意、主体平等以及信守承诺等交易伦理基础上的。这本是西方国家工业化社会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发展阶段，只是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随着管理社会和大政府的出现，契约才被管理所取代。对这种脱离国家原意的趋势，美国学者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在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契约法，已经降低为一种剩余范畴，在实际中已经不重要了。19世纪见证了权力与义务的基础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20实际则见证了从契约到管理的转变。 对此种转变，阿尔温?托夫勒认为应该从制度变革中寻找原因，“我们作为旧工业文明的最后一代，又是未来新文明中的一员。我们许多个人的烦恼、痛苦和转向，都能从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之间的巨大冲突、在我们个人和政治制度中所引起的矛盾里寻找根源。” 在这种对工业化社会治理模式的反思中，人们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治理模式。在后工业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中，行为完全是基于人自身的道德诉求，是对人类道德良善最大化的追求，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人道”，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

中国的工业化、后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欧美国家同一进程的浓缩版，我们用30几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乃至数百年走过的路，速度之快，可谓空前。然而，在一代人一生中经历如此之快的发展，实在让人难以适应，对社会的认识上难免出现滞后，以致影响人们对公共治理模式改善的进程。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完善的工业社会公共治理模式，就已经步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的门槛，又要面临后工业化社会的公共治理问题。比如我们面临的医患矛盾、司乘矛盾，明显就是缺乏法制导致的，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补上工业社会公共治理完善这一课，从制度上明确公共活动主客体间的权利义务，依法从事社会活动。而对于自媒体时代出现的矛盾，就应主要用道德加以约束，使当事各方从道德的基础出发，来从事自新闻活动，用德治完成我们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