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明
由以上简要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古代欧洲哲学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
一、高扬理性
古代欧洲哲学高扬理性的价值诉求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实质上就是指科学精神,有学者又把它叫作逻各斯主义精神或阿波罗精神,认为存在一个不变的世界秩序,强调通过人的理性来认识事物运动变化背后不变的本质和秩序的重要性。关于什么是“理性”,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大致说来,可以从狭义、广义两个方面加以综合理解:
首先,狭义的“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从认识论上来说,“理性”是指人关于概念(本质)的认识能力,而“感性”是关于表象(现象)的认识能力。“理性”重逻辑推理、重理论建构、重知识积累、重内省反思和怀疑,突出的是个体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地位,而“感性”重感觉知觉、重实际效用、重经验积累、重外界意见,突出的是经验的地位和对外部世界的关照与尊重。科学认识既离不开感性认识,更离不开理性认识,两者缺一不可。但从认识论上来说,人的感性认识能力相对容易获得,而理性认识能力往往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得到提高。古希腊哲学高扬理性的价值文化传统,倡导一种超越人的感官欲望和利害关系,用理论来把握世界的生活方式,对理论的兴趣和逻辑的尊重超出了对功利的追求甚至是对现象(眼见为实)的尊重。
其次,广义的“理性”是相对于“非理性”而言的。在这里,感性认识能力包括在“理性”这个大范畴之中,“理性”可以理解为人的认知能力的同义语。从价值学或生存论上来说,人仅有理性认知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从人学、文化学上来说,人也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理性动物。非理性是指理智之外的诸如欲望、情感、意志、毅力、信仰、直觉、潜意识等等人的各种气质、品质和特质的总和。西方文化过于高扬理性的价值观带来了理性与情感、灵魂与肉体、自然与人为、功利与公平、个人与社会等二元价值悖论,形成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近代以来黑格尔、马克思等人所倡导的辩证法哲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解决这一价值矛盾问题。而由尼采、叔本华等诸多哲学家所掀起的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同样也是试图为了给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把脉、纠偏。
二、关注心灵
古希腊哲学对身心问题的关注是其哲学的又一大特色。对灵魂不朽的信念以及思维特点的探究形成了古希腊人特有的对人的本质和价值问题的认识。古希腊人在思考和回答世界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和变化的问题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人的尺度这一新原则,这就是“奴斯”精神。“奴斯”一词后来演变为英文的“心灵”,因此也可直接翻译为心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奴斯”的含义是指内在的生存法则,是事物能动性的本原。在早期希腊哲学家解释世界为什么会是多种多样、变化发展的原因时,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机械论立场,即用外力相互作用来说明。但这种解释说明不了生命运动现象。人的走动与汽车发动显然不是一个原理,汽车发动离不开人的指令,而人的走动显然是自主的。人们直到今天对灵魂、精神与肉体关系问题还是感到诸多困惑,许多未知之迷还有待解开。但古希腊哲学通过对心灵统摄地位的强调,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地位和作用,高扬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这里的“复兴”和后来的所谓“启蒙”,说白了就是要人们发扬古希腊人的哲学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古希腊人对人的心灵问题的关注,注入的不是更多的规范伦理学的成分,而是思辨哲学的内容,他们对欲望、意志、勇敢、冲动等人的特质进行一种发生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指出了其存在的自然合理性和价值性,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才进行道德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一上来就给出道德肯定性或否定性评判。比如关于什么是勇敢,苏格拉底就曾指出如果缺乏理性指导的勇敢行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鲁莽行为,同样,偷盗、诚实等等都有一个辩证性的问题,不得已的善意的“欺骗”不代表是一种“恶”行,善并不等同于一种外在的各种简单规范的总和,而是需要用心去思考并上升到理性的概念认识才能把握的。这种对个体思辨作用的强调,对心灵地位的尊重,对人的能动性的价值张扬,形成了个人主义的哲学文化传统,隐含了对人的欲望的价值学分析和部分道德肯定,尤其是古希腊的原子论自然哲学和快乐主义伦理学为后来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的复兴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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