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而自信？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波澜壮阔，历经千辛万苦，今天，中国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千千万万年轻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往开来。对于广大年轻人来说，只有充分了解探索道路上的千辛万苦和曲折艰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感受“每一步”的来之不易，才能深刻地认同这条伟大道路；而只有自觉继承前人大无畏的历史首创精神，才能真正确立起我们的自信。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独创性的，这种独创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六个字：“有计划，按比例”。其中，“有计划”是一切社会主义的“共性”，而“按比例”是中国的独创和中国特色的鲜明表现。

在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所谓“有计划”，也就是指在国民经济布局中有计划、跨越式地优先选择发展重工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选择的普遍道路。而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特色在于提出了“按比例”——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大部类，提出这三大部类之间必须“按比例”彼此促进、协调发展；同时，更进一步坚持：农业是三大部类的基础，只有粮食增产，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原料和口粮，只有农民增收和扩大消费，才能反过来极大地促进并加速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如果只强调“有计划”，而忽视了“按比例”，那就会出现苏联、东欧那种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一边倒”，这不但会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协调，而且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这样一条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也是很难走得通的。

1951年，陈云同志在《必须十分重视城乡交流》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农民增加了收入，购买力也就增加了，就要向城市购买工业品。这个问题解决了，农民就喊毛主席万岁。这个问题一解决，农民增加了收入，实际上也就推销了城市的工业品，减少了失业工人，减少了失业救济，同时也增加了税收。所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陈云的讲话，进一步地概括了在“农轻重”之间，应该“按比例”彼此促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第一条讲的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篇讲话，第一次把“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思想上升到“中国特色”的高度，他指出：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此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农业，发展农业，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今天看来，提出“农轻重”三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同时又提出按照“价值规律”促进城乡商品交换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核心，而我们后来的诸多探索、创新——包括今天依然称为工作重点之一的“调结构”，实际上都是从这简单的三个字发展来的。我们绝不能小看了这三个字，陈云同志在1979年就曾一言中的地概括说：“‘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是从改革开放时代的1979年肇始的。1979年3月，陈云同志发表了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文章，在重申“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基础上，这篇文章首次把“按比例”，创造性地阐述为必须在“计划与市场”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而不仅是此前所强调的在“农轻重”之间保持比例）。文章指出，优先发展什么、着力发展什么、乃至跨越式地发展什么——这当然就需要计划，但是，实现和落实计划，却不应仅仅依靠计划指令、行政命令，在很多时候、在许多经济领域，采用市场的手段——即以利润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价值规律为杠杆——更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而长期采用行政命令、计划指令的方式实现发展目标，造成我们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陈云还进一步指出，所谓“调结构”，不仅仅是指以前那种着力去保持“农轻重”之间的比例，而是必须调整我国经济领域里“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不协调”这个“根本问题”。文章还提出了调节经济的两种方式：即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后者是“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而只有很好地把这两种方式协调起来——这才可以叫作真正的“按比例”。文章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因为“发展生产力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最本质的东西”，更是因为有些别有用心者，他们根本不打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坚持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搞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因此，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针对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逆流，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进一步阐释：之所以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因为搞经济建设必须具备国内外两个条件——只有国际环境缓和，我们才能具备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只有国内环境稳定，我们才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反之，如果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了，社会价值观混乱了，中国社会就会再次出现一盘散沙乃至社会动荡的局面，“一盘散沙还搞什么建设？什么也搞不成！”。邓小平指出：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政治动力，而要保持这个经济发展的根本政治动力，从制度上说，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把“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上升到政治和全局的层次，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三者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协调的关系。这篇讲话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因此，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展开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增加企业活力，其理论指导是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具体突破点是：充分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将这条道路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举，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归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报告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这个决定体现出的壮士断腕的雄心壮志，将永载史册。但是，改革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所制定的一些具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方略尚不成熟，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没有比较好地注意在财政与信贷之间保持比例，也没有比较好地注意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没有照顾好“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度造成了探索道路上的挫折，对于这一点，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自我批评。

实际上，早在1988年10月，陈云同志就对“价格闯关”式的片面发展方式表达了深刻的忧虑，在《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了“按比例”——即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在“农轻重”之间，特别是在财政与信贷之间要保持适当比例，而从政治上、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因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就等于离开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价格闯关”就会罔顾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那样搞的结果就是没有稳定。如果银行和金融部门不顾国家的财政能力而乱放贷，那就势必造成通货膨胀，财政与金融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必然会出乱子。陈云指出：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的重要讲话，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也标志着我们通过总结前进道路上的经验教训，终于攻克了经济体制改革这道难关。讲话的主要贡献是：其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论断，它将“按比例”协调发展，上升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间保持协调的新层次，从全新的角度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二，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高屋建瓴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为简明扼要的一句话：“计划经济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

理论的创新需要制度的创新来保证。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决定》回答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其一，什么是市场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怎样体现并发挥有效作用？对此《决定》指出，通过创新税收和金融手段来实现这一点。这包括以分税制替代地方财政包干制，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以有效调节各地方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金融改革，厘清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之间的关系，使其在维护金融安全、保障货币稳定，促进国家经济战略目标实现，实现投资盈利三个方面各司其职。其二，怎样在市场化改革中保障劳动者、弱势群体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决定》指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企业养老和社会保险制度以及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因为只有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才能稳定，改革才能深入。其三，怎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不是搞“私有化”，而是以融资—债务—利润这一整体性的现代经济机制，来替代计划指令和行政命令的旧的企业管理方式，以此解放生产力。

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强有力的顶层制度设计，破解了长期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难题，结束了简单的计划指令型经济模式和长期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徘徊摸索，成功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为我们战胜此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使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越来越有竞争力，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崛起，令世界瞩目。

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千美元，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在20世纪末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期望，中国经济增长跨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为：第一，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下降。党的领导能力，建立在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同时，党的领导能力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能力得到制度性保障的基础上。如果概括起来讲，党的领导能力，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能力、增强综合国力以及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要全面、客观地理解市场经济，就必须懂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将劳动者转化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商品生产者，这个过程会造出一个中间人、代理人阶层，并使得这个阶层成为商品交换的组织者、商品交换法则的运用者和掌握者，无论是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杜克海姆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从辩证的、全面的角度去理解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因此，他们都认识到：当一个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成为一个独占性的特殊利益阶层的时候，现代社会就异化了。经济学的发展深刻指出：分工并不总是促进交换，分工更造成社会分化。而当前之所以出现了看病贵、养老难、上学难、打官司难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因为商品社会里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一切社会交换、社会交往活动，都要被掌管着这些交往规则的中间人收费，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巨大利润，就是这样被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拿去了，而一般老百姓却往往没有能力去享受这些以市场社会组织者面目出现的代理人和中间人所提供的收费高昂的社会服务。而一旦国家迷信市场万能，放手让这样一个中间人、代理人阶层去组织社会，那么，社会就一定会分化为少数能够享受市场服务者以及大部分被市场服务排除在外的人。而今天的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要善于利用市场机制，而不能反过来被市场机制所利用，这是破解今天社会问题的要害。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说我们是成功掌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这首先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认识到：市场领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市场机制从它诞生起，就有着在人民与国家之间两头赢利的强大本能，就有着分化瓦解国家与社会、分化瓦解社会共同体的本能。只有承认这一点，看到这一点，才算是科学的态度。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市场瓦解了原有的社会组织，把人们抛入风险之中，而另一方面国家则由于调控能力下降，却无法去帮助那些在风险竞争中沦为弱势群体的人们，那我们的工作就被动了；如果某些中间人、代理人阶层，他们处心积虑地把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政府，把“国退民进”作为自己赢利的手段和借口，那么我们就要警惕了；而如果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或者束手无策，长期无法通过改善党和国家的工作而加强我们工作，那我们就危险了。

中国能不能发展、能不能稳定，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看党和国家能否真正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自己的能力，就是要看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真正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怎样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问题。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其实说的就是党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是市场经济的方向，要加强党的领导能力，使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向着“利国利民”而不利于“中饱之人”的方向发展。加强党的领导能力的关键在于：党能否坚持群众路线，即党能否切实加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这个能力，而在今天，这尤其是指如何利用市场经济、驾驭市场机制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到底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关键是：我们要能够驾驭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制度，而不是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沦为“拜物教”教徒——即拜倒在自己所创造的制度面前，反过来被自己的创造物所驾驭、所支配。如果仅仅是把一切都推给市场去“服务”，那任何资产阶级党派都能做到这一点。

必须认识到：能否建立和创造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僵化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能否驾驭和利用市场经济，而不是被市场经济所驾驭和利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只有厘清这两个区别，才能真正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势，才能在这种自觉的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自信。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市场在经济活动中是决定性因素，而党是经济发展方向的决策者，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保卫者。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就是使税收更加合理、更加公平，使金融和投资为劳动、为劳动者和实体经济服务。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年来“艰苦奋斗”讲得不够，而且往往简单地把“过日子”、“过好日子”当作了时代口号甚至奋斗目标。

当然，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目标之一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是，这种过好日子，绝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了今天不管明天。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一千美元，但这离发达国家、甚至离中等发达国家还差得远，离我们的奋斗目标还差得远。中国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且十分严峻：两亿农民进城，但如果进城后安置不好，那就会发生城市里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沿海和东部地区实现了大发展，但如果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那么边疆就没有稳定，国家甚至有分裂的危险；自从1840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我们，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能力，如果人民只知道过自己的小日子，那我们就忘记了南京大屠杀这血的教训，如果中国的目标仅仅是致富，但富而不强，那么早晚还是会挨打。因此，不能为了眼前的增长、眼前的好日子，就忘记了增长不等于发展，忘记了粗放型的增长、结构失调的活力不是活力，因为如果那样，最终经济发展会乱套，我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会使发展不可持续。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的内容极其丰富，但说到底，科学发展观讲的就是如何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吃好喝好”与艰苦奋斗、粗放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搞建设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但如果只强调改善生活忘了建设，长期讲先治窝、后治坡，那就十分地片面；因为这样一来改善生活就没有了坚实的基础，持续发展就更谈不上。不能忘记陈云同志1988年10月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的告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伟大而丰富，但无论我们大家如何去阐释，都不能离开两个基本经验：其一，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上，要始终坚持“有计划、按比例”的协调发展；其二，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能够驾驭市场经济；既要搞民生，又要搞建设，既要立足现实，但又要为理想而奋斗。任何自信，都不能仅仅建立在眼前的好日子的基础上，只有明白我们未来会更美好，将来的发展会更伟大，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自信。

归根到底，自信的基础就是自强。没有自强，就没有自信。首先是党要自强，党必须重新焕发出压倒一切敌人，不为任何敌人所屈服的战斗精神；其次是13亿中国人民要自强，不能满足于过眼前的好日子，而是要重新焕发出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英雄主义精神。哲学家罗素1965年在他的名著《中国问题》中曾经说：“中国人民历经磨难，是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的成功，让我们祝愿中国继续成功！”这个话说到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理财”与“生财”，即在于财政与金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人民一定能够重新焕发出英雄主义精神，克服改革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做好财政和金融改革这篇旷古未有的大文章。

1949年，毛泽东同志曾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称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天，我们应该重温他当时的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再过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③回顾历史，倍感前人创业之艰难，我们只有倍加珍惜走过的每一步，并始终把脚下的“每一步”看作“第一步”，才能稳步地、不屈不挠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④

注释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②［德］伊曼努尔·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

③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

④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Why Are We Confident abou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n Yuhai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development and acquired unprecedented hard power. But it has made inadequate efforts towards issue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soft pow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 must size up the situation, take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whole society's confidence about the path, theory and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to disc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apitalism, adhere to the core value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mitigate the risk of growing social polar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keen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oing two jobs at once and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each" an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material progress on one hand and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on the other. We should develop market economy and be able to manage it;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trengthen development; and stay rooted in reality, and struggle for the ideal.

Key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fidence about the path, cultural leadership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文地理学，中国政治、经济史。主要著作有《我们的时代：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