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理论界富有创见的50个观点

1.中国还没到谈“周期”“拐点”的时候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小农经济与市场化大生产这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国落后的根源是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不消化农民工潮和小农经济，只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折腾，不会有出路。现在很多人谈“周期”、“拐点”，生产周期之所以会出现，是市场化大生产由于消费不足而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只要能正确认识到所处的阶段，就会发现，中国还没有到谈周期和拐点的时候，这些概念和现象都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才适用的。所以，中国经济最近的下降，并非市场经济规律使然，而是政策失当所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福垣（《南风窗》，2013年9月下）

2.中国房地产进入全新季节

从2013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将进入一个与过去10年完全不同的季节。一个全新的季节已经来临，无论增长态势、市场格局、政策趋势以及产业组织等都将发生重要变化。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房地产需求仍将持续上升，但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过去，而供大于求的局面将逐步显现，并且将主导未来的房地产发展大势，房地产业将从“超高增长”转变为“中低速增长”，在住宅房地产的价格变化上，不同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将从“普涨时代”进入“分化时代”。同时，房地产金融将从单一依赖信贷资金继续转向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转变，金融创新不可避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京华时报》，2013年2月22日）

3.警惕“调结构”被滥用

在计划经济的惯性下，在各种经济结构调整的错误思想影响下，调结构这个概念长期被滥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多种危害。一个危害是，调结构成为了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容易掩盖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人们对于调结构的问题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并没有讲清楚究竟要调整什么，为什么调，也没有分清什么是可以调整的结构。陷于含糊不清的调结构之中，经济工作的着眼点就容易放在一些指标比例上，在数字上做文章，难免忽略对经济问题的深刻分析。更重要的是，调结构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须推动的改革踏步不前。在传统思想和做法的影响下，政府不断地调整经济结构，容易使市场失去价格信号、资源配置、优胜劣汰等基本功能，同时没有做好制度建设。客观上，传统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做法，往往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财经》，2013年第31期）

4.双轨制应一律消除掉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双轨制维持了经济的稳定，但同时也使社会上产生了很多不满的情绪。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双轨制改革的各种条件和市场环境：2012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10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现在符合比较优势了，即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扳正。现在已经到了把双轨制一律都消除掉的时候，否则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经济参考报》，2013年9月16日）

5.把经济发展中的水分挤出去

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令“实在”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摒弃唯速度的发展模式，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在我看来，这个水分主要不是指统计数据的水分。从专业角度上看，表现为瞎编数据的“人造水分”已经大规模减少，但是，增长的外延水分、内涵水分和生态破坏水分等三类水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简而言之，外延水分就是指如果投资不能形成有效供应，那么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就是有水分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依靠更少的投入便可实现，那么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损失，就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这些折扣也是增长的水分。——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经济日报》， 2013年1月7日）

6.中国城镇化速度基本合适

实际上，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抓住了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历史机遇，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日本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5年上升了18.8个百分点，年均为3.766个百分点。对比德国和日本城市化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度，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并不是独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认定为不合理。城镇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镇化的健康状况。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大面积的贫民窟。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是基本合适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瞭望》，2013年3月12日）

7.中国经济 “下限”应该守也必须守

对守“下限”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也许有人问，政府为何一定要守“下限”？我的回答是，守“下限”当然是为了守就业。经济学有个奥肯法则，说一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呈反比关系。美国的经验比值是 1∶2.5，即失业率要降低1%，经济就得增长2.5%。中国国情有别，是否也是 1∶2.5，我不确定；但可确定的是，中国经济下滑照样会增加失业，故为就业计，我们必须守住“下限”。放眼看，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表态不刺激经济，就连市场化很高的美国，房贷危机后也照样救市。中国怎可能例外呢？所以政府不刺激经济只能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经济一旦滑出“下限”，政府该出手还得出手。——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王东京（《学习时报》，2013年9月29日）

8.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换档期”

从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时期，也是社会上各种矛盾比较充分的展现和暴露的阶段。姑且不论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是像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国家也相当程度地存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块头了。客观地讲，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型，长期保持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种可能已经不是常态了。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到个位数的增长阶段，也就是换档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更多强调经济增长效率，保持年均7%-8%的增长速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完全有可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中国企业报》，2013年2月4日）

9.中国基础设施尚有较大投资空间

“投资过度”问题一直就是学者与市场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在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出台后，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持续性更是受到多方的质疑。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测算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是总量、人均资本存量还是资本产出比，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相比，都显示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尚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