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从天降
1956年11月21日上书送出之后，《诗刊》社的同志们焦急地、殷切地期待着……突然，喜从天降，1957年1月12日毛主席给《诗刊》编委们来了亲笔回信，还给了18首诗词，除了《诗刊》抄呈的8首，又加上了10首。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大事啊！整个《诗刊》编辑部和作家协会都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现在把毛主席的这封信抄录如下：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主席给《诗刊》的十八首诗词是（按《诗刊》创刊号刊登顺序）：《长沙》《黄鹤楼》《井冈山》《元旦》《会昌》《大柏地》《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长征》《六盘山》《昆仑》《雪》《赠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北戴河》和《游泳》。
毛主席用自己关于诗的一封信，用自己雄伟瑰丽的诗篇，支持了刚刚诞生的《诗刊》。
召 见
收到毛主席的信和18首诗词后，父亲正奢望什么时候能见到毛主席，向他请教有关诗歌诸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召见的喜讯传来，真是喜出望外。1957年1月14日上午11点，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同志给父亲来了电话：“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来接你。”父亲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车子驶入中南海，直达颐年堂门前。进入殿门，房间宽阔，静寂无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殿内静静的，静静的，我的心却很紧张，很紧张。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呵，毛主席站到我们身旁了。他安详和蔼地同我们握手，让座，自自然然地从烟盒里抽出支香烟让我，我说：“我不会吸。”主席笑着说：“诗人不会吸烟？”毛主席的神态和谈话，使我的心平静怡然了。主席问：“你在北大教书？”“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我回答。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我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主席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话没说几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谈起《诗刊》创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我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一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二十万，《诗刊》仅仅印一万，太不合理了。”“你说印多少？”主席问。我说：“公公道道，五万份。”主席想了一下，说：“好，五万份。”我天真地说：“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水拍用眼睛向我示意，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上面的话，仅仅是个开场白，随着情绪的高涨，无拘无束，越谈越多。主席先从国际重大事件开头，谈了他的看法。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只默听，没法插嘴。他忽然向我们发问：“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问得突然，我们说：“不知道，主席看呢？”“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是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我们会意了。
诗人嘛，谈话总是离不开诗，不多时，话入到主题上来了。毛主席是喜欢、看重民歌的。他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毛主席喜欢三李，是人人皆知的了，但他对我们并没有提及，只说：“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又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毛主席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经水拍重复了一下，我才明白。
一看表5点了。不能再多占用主席的宝贵时间，我们便告退了。他送出殿门，站在那里远远地向我们招手，高声地嘱咐：“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回到家中，想起与毛主席亲切会见的情景，我心情激动，诗思潮涌，21日，一气呵成了《在毛主席那里做客》这首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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