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茶馆》剧照。
（一）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类似格言的话，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哲学原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无论是观照现实还是重现历史，文学都天然与时代发生着或显明或隐蔽的联系；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文学都真切地表达着对时代或直接或婉曲的认识。从远古神话到志怪、传奇、笔记再到小说，从先秦诸子著述到唐宋八大家文章、明清小品再到白话散文，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现代新诗以及口语诗歌，莫不是时代的产物。正如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所说，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每个时代都有代表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它们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二）
文学作品虽非历史学社会学著作，却能映射出各个时代的世情人心，饱含各个时代的丰富信息，因此有把作家喻为“社会历史的记录者”、把文学作品喻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的说法。人们常举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为例。《人间喜剧》堪称一部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生活史，巴尔扎克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任何一种生活状态，任何一种容貌，任何一种男人或女人的性格，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个社会区域，任何一个法国城镇”。事实上，巴尔扎克完成了拟定的137部作品中的96部，精心塑造了2472个人物，巨细无遗地描绘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完整风俗画。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也评价《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三）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代作家应该感应时代、书写时代，谱写出反映时代的华丽篇章。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虽然这些年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创作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现出拥抱时代的充分热情，甚至存在着某种“逃避时代”的倾向，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时代气息与现实温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作家内心深处存在观念误区。
有人认为，文学应该与时代保持距离，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生活，有“应景写作”之嫌，会伤害作品的文学性。其实，作品的文学性如何取决于作家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并不取决于题材。认为书写时代的作品会影响文学品位，是一种误解。文学史证明，许多名家正是对本时代社会生活进行高度的典型概括，深刻挖掘出蕴藏在本时代题材中的人文精神，才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如此。
有人认为，“文学反映时代”是一种过时的理念，现代文学更注重对人的个体生存和“内世界”的呈现，追求的是文学的超越性、永恒性而不是时代性。“超越时代”不是悬浮在半空中超越，完全脱离现实感的作品无论在现世还是后世都是不会真正受到欢迎的。优秀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与反映时代并不矛盾。某种意义上，越是时代的，才越是永恒的。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深刻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的真实现状，它们至今仍具有超越性的影响。
（四）
任何时代都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多彩的而不是单色的，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在社会生活中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并存。书写时代必须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要全面地、辩证地审视现实，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把握住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和基本走向。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当今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和强盛的精神力量。盛世文章可期，人民改革创新的历程，普通劳动者可歌可泣的奋斗足迹，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都值得挥毫大书。同时，我们也不避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有些肮脏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文学创作的两个方面，不能注重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应该站在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本质，呈现时代的丰富性。在把握现实中，分不清历史发展的主流、支流，或对时代作简单化的理解，都可能造成对时代面相的遮蔽与误读，削弱作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文中说，某些文艺作品中的“戾气”，往往源于对某种社会情绪的“迎合”以及对社会发展走向认知和理解的片面化，“戾气”不是创作的正道，无法给文艺带来真实的生机。此论我深以为然。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不如人意之处，要进行客观分析，取积极态度。“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消极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才是积极的。对于丑恶与黑暗，我们不仅应抨击丑恶，更应努力用正义去战胜丑恶；不仅应揭露黑暗，更应努力用光明去驱逐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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