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宁：对三中全会后国企改革走向的四点展望

第三，改革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干部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中的难点。取消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行政级别的说法不知讲了多少遍，但行政化管理仍然是企业干部管理的主导方式，而且其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不适应程度越来越突出。如随着人才的市场化选拔越来越普遍，国有企业高管的入口日趋多样化，但始终打不开市场化退出的出口，这种状态造成的弊端是多方面的。这个方向上的改革难以推开，有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有现实操作方面的难处。《决定》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尤其是考虑到《决定》提出要形成出资人代表机构、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三层的架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一种可行的改革操作方式。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领导人员暂仍由行政任命，以后逐步市场化；企业层面的高管一律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选任、市场化退出。

第四，坚持和完善董事会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决定》提出：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制度，是世界通用的方式。各级国资委前一段的试点也取得了明显的体制效应。从长远讲，董事会建设搞好了，不但可以解决一把手负责制体制下难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弊端，减少企业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探索建立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的可能性。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是个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原计划经济国家。主要是涉及的企业太多、涉及的职工太多，改革的社会风险太大。前苏联和东欧原计划经济国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政权更迭基础上的全面私有化，其社会代价很大、经济效果却不好。这条路中国走不了，也不具备那样的资源条件。经过长期艰难的探索，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国的国有企业一部分退出去，一部分在市场竞争中初步站住脚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且我们没有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道路。

邵宁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目前的改革深度上，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改革解决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最终的结合模式。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公益性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加强监管的方式，成为市场经济中受专门法律约束和监管的特殊企业；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要依托资本市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具体的措施上又比较现实和稳妥，是方向性与操作性的良好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