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和大都市化，是当前中美两国在城市化道路上的不同路径，是两国在不同国情的基础上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选择，各具特色。美国是典型的市场化国家，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城市的兴衰嬗变与城市的市场竞争力密切相关。美国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顺序推进，由工业时代的传统城市化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城市化和大都市化。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则深受政府政策的调控和影响，表现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在城市的地位、土地利用、劳动力流动等决定城镇化进程的诸多要素方面，中央政府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别，呈现出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水平相应的多样性特征。
市场机制或政府政策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并非绝对，而是各有侧重，同时受到两国自然、社会环境和经济、行政体制的影响。两国城市化在地理空间、土地利用和社会特征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这种比较有利于我们当前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探索。
城市化的空间特征
城市化的空间特征展现了城市的地理分布，以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布局和城市之间联系的紧凑程度，也体现了城市化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状态。
美国的城市化人口在1920年就超过了50%，工业城市大体完成了对劳动力的聚集过程；之后，美国进入了大都市化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地域的扩张主要发生在大都市区的范围之内，①及至1940年，全国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大都市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大都市化的入门阶段。2000～2009年，全国5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区人口增长基本都在10%以上（见表1），而非大都市区人口增长仅为2.6%。到2010年，美国83.7%的人口生活在全国366个大都市地区，大都市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至少是全国增长速度的2倍。
美国大都市化的发展趋势是大型大都市区的优先增长。1990年，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达53.4%，美国成为以大型大都市区为主的国家；2000年，5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20%，东北部和中西部两个大都市连绵带，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31.5%。这种趋势在21世纪前10年得以延续，2010年，纽约和洛杉矶两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各占全国总人口的6.1%和4.2%，美国大约每10个人当中，就有1人居住在这两个大都市地区。大型大都市区对各州人口的聚集效应更为明显，特别是在南部人口增长较快的州。2010年，亚特兰大大都市区人口占佐治亚州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达54.4%，过去10年全州新增人口的68%居住在亚特兰大；在人口大州得克萨斯，休斯顿和达拉斯－沃思堡两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9%，过去10年新增人口占全州新增人口的56.9%。②
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前后差距明显。1949～1978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0.6%上升至17.9%，30年间仅增长了7.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取得了快速进展，到1990年增长到26.44%。世界城市化规律表明，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城镇化再次提速，到2011年末，城镇化率达到51.27%，迈过现代城市化国家的门槛。
2011年，我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88个，市辖区人口总数3981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9.5%；市辖区面积64.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7%，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619.2人∕平方公里；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人口约10340万人，占全部市辖区人口的约1∕4强。从不同规模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量增减中可以看出，在2000～2011年间，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增加比例较高，表明我国城镇化人口也出现了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见表2）。
在城市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区集中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城市化在地理空间上也表现出了各自的特征。一方面，美国的大都市化对人口与经济的聚集特征明显。2004年，美国244个大都市区，占国土面积的26%，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达83%，创造了全美就业岗位的85%和全美GDP的86%，人口、就业和经济总量之间的比例较为均衡。③有学者预测，在2005～2040年间，美国新增人口的70.3%、新增住房的71.1%和新增就业的68.8%，都将会集中在美国最大的10个大都市连绵带。④中国的城镇化对人口的聚集特征同样明显，省地两级城市市辖区的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6.7%，集中的户籍人口近30%，而对经济活动的聚集程度更高。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等6大城市连绵区，占国土面积的12.38%，集中了全国22%的人口，GDP占全国的比重却高达50%，⑤这既表明了6大区域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提示了我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显著；既说明经济发达地区未能集中相应的城镇化人口，也说明中西部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人口城镇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美国的人口聚集特征从全国范围看，是向大型大都市区集中，而在大都市区内部，则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即人口并非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市，而是散布于整个大都市地区的中小城市。大都市化以来，大都市区内的人口分布趋势是中心城市人口下降，而郊区人口持续增长，至2000年，郊区人口比例达到一半（参见图1）。比如，作为美国最大的大都市区，纽约大都市区人口虽然达到近2100万人，但却是分布在横跨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三州的广大城市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800人。中国城市地区人口的聚集特征为大集中、小分散，即多集中在市辖区，外围人口相对分散。从常住人口看，2011年末，30个城市人口超过800万，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总数约2176万，比纽约大都市区稍多，但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6200人，是纽约大都市区的近3.5倍。⑥与美国城市化人口分散于整个大都市不同，我国的城镇化人口多集中在中心城市。受到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城镇化地区还未形成以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依托的大都市区，城市人口无法有效向市辖区以外的周边地区扩散。
土地资源利用的分散化
中美两国城市化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共同之处是分散性，集约化程度不高。在中国，城镇化地区的人口是往中心城市集中，分散不够，使中心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同时，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城镇化人口整体上又呈现出一定的分散性，不够集中，没有往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6大城市连绵区，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2%，就说明了这种分散性。与我国相比，美国2000年人口最多的6个大都市连绵带，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5.1%。
城镇化人口在全国区域间的分散性必然导致土地资源利用的分散和浪费。我国的城、镇是不同的概念，2011年末，我国有城市（县级及以上）657个，建制镇19683个。在城镇化总人口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市辖区）与密度较低的建制镇的百分比分别为57.6和42.4，建制镇人口较少，但建制镇建设用地的增长却多于城市。1997～2005年，城市建设用地新增442.9万亩（2900平方公里），建制镇建设用地新增479.9万亩，多于城市。另外，还有农村的建设用地，新增808.5万亩，几近前两者之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1990～2011年，我国城镇化人口增加了2.33倍，而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3.32倍。这还是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若按户籍人口计算，差距更大。城市新增面积主要来自于对耕地的占用，1990～2000年，53.4%来自耕地，为770万亩；2000～2010年，68.7%来自耕地，达1900万亩，20年合计新占耕地2670万亩。⑦
我国城镇化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还表现在各类开发区的规划和建设上。到2006年底，我国除222个各类国家级开发区外，还有1346个省级开发区，数量和占地面积以后者为主，面积达7629平方公里。在分布上，全国约42%的县级行政区和近90%的地级行政区拥有省级开发区，体现了空间平衡原则，开发区在全国各地可谓遍地开花；在区域分布上，东部占省级开发区总数的49%，中部占33%，西部占18%，中西部比例超过一半。众多开发区占用了大量土地，但开发区内主导产业分散，趋同性高，缺乏核心竞争力，经济聚合程度低。⑧以开发区形式出现的土地城镇化，对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产出并不高，在征地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或“城镇化人口”，强化了土地和人口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分散性。
美国的大都市化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与中国有着相似性。在大都市区内，郊区人口的低密度扩散被形象地称为“蔓延”（Sprawl）。美国学界一般认为，假如土地以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被消费，那么一个大都市区便具有“蔓延”的特征。长期以来，由于美国人口较少，可利用的平原面积较大，自然承载能力强，这种土地利用方式虽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却是美国大都市化的主要形态。在20世纪中期以后大都市化的快速进展时期，城市地区土地占用的增速明显快于人口的增长，90年代之后才有所放缓（参见表3）。
美国郊区的蔓延与大都市区土地利用的扩张，也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别。在郊区化进展最快的1960年至1990年间，人口密度下降最多的前10个大都市区中，有9个位于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传统工业化地区。在这些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减少，但大都市区面积仍然增速明显，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30年间人口增长仅16.7%，面积却大幅增加125.4%，两者百分点相差6.5倍。尽管如此，这两大地区仍然是美国城市化人口最多的地区。而人口密度上升的大都市区全美只有8个，全部位于西海岸和南部的阳光带。特别是南部州，成为美国城市化人口快速增长的新兴地区，如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沃思堡大都市区，在此期间面积扩张了56.8%，而人口则增长了122.9%。⑨城市地区的扩张同样也侵占了美国的耕地，在20世纪的后40年，美国每10年的农田损失率分别为6.2%、5.8%、5%和2.7%，高度城市化地区尤其严重，比如新泽西州，20世纪60年代该州农田损失率竟然高达27.4%。
尽管美国土地利用中存在着蔓延现象，但这种现象主要是大都市区内部郊区的蔓延，并没有改变美国城市化人口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地区的现实。相比而言，我国的土地城镇化分布较散，东、中、西部普遍存在，在人口承载能力较差的西部地区和中东部的生态保护地区和农村地区，也表现出了分散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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