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经济论坛专家 江平
政府应主要管市场秩序，而不是市场自由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西方有句谚语：属于上帝的，让上帝去管，属于恺撒的，应该让恺撒来管。这是市场经济中很高的一个原则，甚至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如果把这句话套用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里，我们可以说，属于政府的由政府来管，属于市场的由市场来管，这个是市场经济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如果这个原则不遵守，政府伸手管得过多，资源分配、价格确定，这样的一些东西都由政府来插手，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一种管制经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
政府应该是个有限政府，这个“有限”，我觉得在政府的作用里面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要起到宏观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来保证市场的秩序、安全进行。二是在市场的秩序、公平交易方面，政府应该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法制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自由的法制，二是市场秩序的法制，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构成我们所讲的市场法制。或者说，要把市场经济变成法制经济，关键就在于自由的法制和秩序的法制。
过去，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有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过多关心市场自由的法制，也就是刚才讲的资源分配、价格定制，都是由各级政府来管，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而对于市场秩序的法律却恰恰不太关心。按道理来说，市场自由应该由市场来管，而市场的秩序应该是政府来管，应该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实际上政府往往对于市场秩序放之不管，更多去管了市场自由的一些东西，这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社会公共利益谁来确定？
第二个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想有的是公权力，那么社会想的是什么呢？什么是社会的职能？我想社会就是自治的职能，社会自治就意味着社会不仅有权利，也有权力，也就是给予社会的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公权力，也有一些自主的权力。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社会应该享有哪些权力？我认为，一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分工，二是明确社会自治的界限。我想起当初海南建省时，海南提出来自己的方案是大社会、小政府，但是后来这个理念也没有完全得到实现，由于中央政府机构庞大，到了省里也得按相应的机构来设立，所以原来设下的小政府也就逐渐被大政府所同化了。
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应该怎么样体现出来？举个例子。当年审议物权法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提到：涉及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征收土地、房屋。当时引起争论的是，这个“公共利益”是指国家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后来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了：是指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究竟用什么原则来确定？我觉得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个当然就是各级人大。各级人大应该是代表了社会利益，我们的人大代表应该是从群众中产生的，能够反映群众的利益。
第二个就是社会组织的作用。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还没有跟政府脱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脱钩，真正能够让社会组织成为民间组织。我们现在有一些社会组织也不健全，比如农民占有很大的数量，但是全国也好、各省也好、各市也好，都没有农民协会。真正能够反映民间的代表、民间呼声的社会组织一不独立、二不完善，在这些方面也必须加以完善，才能够解决好代表群众利益、社会利益的问题。现在也有一些听证会来征求一些民意，但是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个方面，对我国来说，很重要的是有反映民意的机构，能够确实反映老百姓的呼声，做一些民间意见的调查。西方这样的组织很多，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民意机构和它们所做的民意调查。而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很欠缺。
我们在处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最近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增加了一条，即一些民意机构可以作为代表民意的机关来提起诉讼。比如说中华环保联合会，可以代表环境生态方面受到损害的老百姓提起诉讼，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也仅仅是一个开始。
（根据江平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的演讲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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