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铸造和平与发展的压舱石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构建并维系和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13亿人口的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中奉行的政策、扮演的角色、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环顾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此紧密，史所未见。全球化进程使大国之间形成了荣损相俱的战略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了大国对抗的意愿，而且已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制约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冲突与战争的风险，大国之间已经难于重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面对如此浩浩荡荡之历史潮流，中国通过自己的外交实践明确回答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大国定位的疑问，提出中国将摒弃传统大国扩张争霸之路，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之路。
从年初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开始，中国开启了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习近平清晰地表明：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这些显然不是新型大国关系。在与普京总统会谈时他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依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俄要更加紧密地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双方要重点加大相互政治支持，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复兴；全面扩大务实合作，把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实际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配合，坚决维护两国共同战略安全，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这些意见凸显了中俄关系的本质，也粗略勾勒出了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与要义，并似乎昭示中俄已将双边关系视为新型大国关系之雏形。
毋庸讳言，中国的崛起使中美关系发展为互为战略合作者与竞争者的复杂关系。面对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适时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议题。早在2012年春季访美时，习近平就已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与建议。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的新路。为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须持续增进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深化中美合作互利共赢的格局，不断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2013年中美完成领导人换届，双方迎来一个战略关系调整的重要时机。今年春天，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的“庄园峰会”，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并为此规划了路线图，其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成功、繁荣、稳定的中国，愿与中国成为平等伙伴，共同应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期待中美携手合作，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中美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上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已经建设成为一座摩天大厦。中美双方互相承诺，彼此并未改变各自对对方的政策，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中国也无意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全球战略主导地位，以及谋求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中美关系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战略利益交融格局。
此次会晤中，两位领导人还交流了各自治国理政经验和施政理念。当前，朝核、网络安全、钓鱼岛、南海、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考验着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智慧与实践能力。此次两国元首“庄园会晤”就这些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充分对话，在具有共识的议题上寻求扩大合作，在尚不具备共识的议题上努力管控分歧。在会晤中，双方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坦诚。无论是互动的时间和质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习奥会”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两国元首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担当。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关于“走新路”的提法，“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以及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的说法，展示了中国大外交、大安全的新思维，由此也呼唤世界各国以同样创新的思维来回应并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将积极推进与其他大国和主要国际力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无可否认，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才刚刚起步，必然面临诸多挑战。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单需要加强合作，更需要中美认清并真心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症结所在，恰恰是如何确立战略互信。双方要在彼此了解、理解、尊重基础上的，保持沟通机制顺畅，才能确保清晰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对对方的发展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才能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这种高质量的战略沟通机制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
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接踵而至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以积极的姿态和切实的成果，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丰富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使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实践，向前迈出了扎实的一大步。从公布的会议文件中，人们可以清晰读到中美共同关切的战略议题和经济议题极为广泛，涉及安全—军事、外交、人权、核不扩散—军控、气候变化、海洋法和极地事务、核安全、能源、汇率自由化、信息透明度、金融稳定、多边框架下的合作（特别是在 IMF、APEC、G20）、贸易与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银行监管，等等，再次表明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早已大大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已建立90多个双边对话和工作机制。此次成立的新机制包括网络工作组、气候变化工作组、国际经济事务磋商、法律顾问磋商、全球发展对话、绿色合作伙伴计划、航空节能减排计划等。双方将反恐事务磋商升格为副部长级，能源政策对话升格为部长级。这些机制的建设与运行充分表达了中美关系的成熟性，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间的关系都难以比拟的，甚至使其他大国关系都相形见绌，将会为两国关系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
当然，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奢求大国会在所有议题上立场政策一致。在中美关系中，在战略、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不信任与竞争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彼此间应充分尊重和理解分歧的存在，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因此，笔者提出，中美关系是否也可仿照经济领域的做法，相互适时给出“负面战略清单”，以厘清中美战略分歧的底线。笔者认为，这一时机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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