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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毛泽东与中国梦

李君如

2013年12月26日17:56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原标题:毛泽东与中国梦

  [作者简介] 李君如(1947-),男,浙江宁波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 任何脱离中国实际的梦想,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符合天经地义的中国梦。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深刻批判不问政治的“幼稚的梦”、“学西方的迷梦”、资本主义救中国的“梦呓”、“左倾的纯主观的想头”等空想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项充满科学精神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克服悲观论点和急躁情绪,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等待。

  [关键词] 中国梦; 民族复兴; 科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和论述要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候,明确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回顾历史,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梦的实现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开创性的。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毛泽东在中国梦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梦不是空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救亡和发展,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彼此较量;各种各样的发展梦想,应运而生。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振兴中华”的口号,最初就是孙中山提出的。

  而且,这种民族复兴之梦,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的民族追求。1910年,一位出生在现今上海市青浦区的32岁青年作家陆士谔创作了一部幻想小说,题目就叫作《新中国》。他讲述了主人公陆云翔在醉梦中与妻子李友琴游览100年后上海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的见闻。这件事反映的就是当年中国人的中国梦。

  1932年11月,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东方杂志》发起过一场主题为“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的征文活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征“梦”活动。1933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头两期,以大篇幅刊出了144人的“梦想”,其中包括柳亚子、巴金、邹韬奋、郁达夫、老舍、林语堂、梁漱溟、张申府、俞平伯、郑振铎、叶圣陶、张君劢、茅盾、胡秋原、曹聚仁、朱自清、周谷城、陶孟和、章乃器、周作人、徐悲鸿、杨杏佛、马相伯、李石岑、何思敬、洪深、张耀曾、谢冰莹、顾颉刚、罗文干、陈翰笙、施蛰存等大批人人熟知的知识分子。柳亚子梦想的未来中国是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谢冰莹说:“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罗文干希望“政府能统一全国”,“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施蛰存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作为193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鲁迅没有参加这次梦想征文活动,但他看到《东方杂志》的征文专栏后,写下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来谈自己的感想:“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

  毛泽东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胸怀大志,要为“改造中国和世界”[1]而奋斗。在他找到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有了这一“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2-1],把宏大的志向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中国梦,各个人有各个人的中国梦,并非所有的梦想都是合理的、正确的。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种种空想类型的“中国梦”作了深刻的批判。

  ——不问政治的“幼稚的梦”,不是我们的中国梦。自从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战败,怎么改变中国积年形成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提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各样的民族救亡和振兴的设想,有的还义无反顾地付诸行动。但是,实践使他们处处碰壁,要想不问足政治,不经过革命,不改变社会制度,就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完全是一个难以圆满实现的空想。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3]

  ——“学西方的迷梦”,不是我们的中国梦。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以西方列强为参照物来设计和提出改变国家落后命运的种种设想,以为中国的前途就在“向西方学习”中。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描述了当年的情景。他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特别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2-2]。因此,一味“向西方学习”的梦,是一种“迷梦”,而不是我们要的中国梦。

  ——资本主义救中国的“梦呓”,不是我们的中国梦。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一直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有人主张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告诉了人们,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两种命运的决战,又告诉了人们,“第三条道路”走不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潮流决定了“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4-1]他在1947年还说过:“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5]

  ——“左”倾的“纯主观的想头”,不是我们的中国梦。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内出现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由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民粹主义。这些“左”的观点,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都希望中国快一点发展到社会主义,实现我们的梦想。但是,由于它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违背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规律,都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指出,这是“纯主观的想头”,是“空想”[4-2]。在党的七大,他在阐述中国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他的结论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6]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深刻地告诉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各个阶级、各种人物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设想和方案,尽管他们都自以为可以拯救中国,可以发展中国,但梦想绝不是空想。任何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梦想,要么是“幼稚的梦”,要么是“迷梦”,要么是“梦呓”,要么是“纯主观的想头”,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符合天经地义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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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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