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高云才
城镇化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的过程
钱从公共财政支出中来，钱从市场里来
记者：城镇化不是“画饼”就能画出来的，需要稳定、可持续的投入，需要建立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对此您怎么看？
张立群：中国城镇化的愿景令人振奋。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有这样的描述：假定我国城镇化率从2009年起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到201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6%；到202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6%；到203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6%。如果那时中国人口总数为15亿—16亿人，城镇人口大约将达11.4亿—12.2亿人。从这个描述中，可以看到城镇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巨大投资需求。
最近，有机构预测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资需要25万亿元，我们不清楚这个数据是如何匡算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城镇化的投资需求将极为旺盛。
首先，城镇化投入来自公共财政。重大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建设，需要国家公共财政支出，需要地方财政支出。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投入，要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其次，城镇化投入来源于城镇发展。可以通过地方债等金融创新手段推进城镇化投融资。还可以吸引民间投资，多方并举。
我认为，城镇化是否健康，要看新城镇的“造血”功能。就是说，新城镇能否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能否给新城镇居民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能否给公共财政带来收入，能否做到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城镇化是一个解决好人的问题的过程
解决人口城镇化赶不上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记者：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为什么人口的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
张立群：这个问题，恰恰是这些年城镇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矛盾。无论从政策需求，还是从执政理念看，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成为市民。
但在一些地方，人的城镇化步伐缓慢，甚至出现农民搬进楼房就成了“市民”的现象。没有就业、没有公共服务保障，这种“市民”充其量也就是“半市民”或“伪市民”。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为城市的繁荣默默奉献，可城市给他们的回报是那么地不对等。有时甚至不能及时兑现工资，更别说跟城里人一样享受公共服务了。前不久，媒体报道的北京“井居人”新闻，虽然是农民工中的极个别现象，但还是令人唏嘘。
人口城镇化步伐赶不上土地城镇化，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待城镇化人口规模越来越庞大。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工总人数目前已经达到2.62亿人，这么多农民工要城镇化，就得考虑现有城镇对他们的吸纳能力。另外，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要有1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压力巨大。 其二，土地作为稀缺资源越来越成为城镇化的硬约束。在城镇化迅猛发展的脚步中，土地不够用，同时，级差地租形成，所以社会资本开始向土地积聚，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
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是要考虑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努力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特大城市、大城市应从实际出发，创新方法，鼓励具有稳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业转移人口优先落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吸纳能力，放宽户籍限制，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
把非户籍居民转成户籍居民，是需要成本的。农民工需要公共服务，要有财政投入来承担，这是一个相当繁重又不易完成的任务，对其艰巨性要有充分的估计。
城镇化过程不仅是农民自愿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也是城市居民享受城镇化成果的过程。不仅要满足城镇化过程中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也要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是否健康，要看居民能否“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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