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
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兰西、英格兰等）与民族国家的缺失（德意志、意大利等），一向是政治史研究的传统。
关于民族的起点，在中世纪学与近代学之间存在着争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近代学大量书写19世纪晚期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运动，认为形成定义的民族出现在近代世界。近代学否认民族在中世纪的存在，用“部族”一词指称“前民族”状态以及近代世界的一些“前民族”。这样的路径将论证锁定在一个循环之中：不可能在10世纪或15世纪的欧洲找到19世纪的民族；如果没有找到，就表明民族不存在于10世纪或15世纪。这样的研究试图解释的是现今世界，而中世纪学面临的是迥然不同的世界。
中世纪学需要颠覆近代学把持的民族定义，创造出一个适合中世纪语境的民族概念。但是民族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概念。什么是中古世界的“民族”？如何对中世纪的民族进行辨认？这项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至少以英语写作的学者是如此），如何发展成熟尚不得而知。迄今为止，讨论民族形成理论的主要成果用英文写成，却是以德意志作为核心论题。这项研究寻求一种广义的民族认同，认为在15世纪的德意志出现了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民族构建的进程已经开启。
物质文化研究
物质文化是对实体物品的研究，包括艺术品、书籍与手稿、出土文物、房屋建筑等。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实体物品的用途与象征意义，旨在揭示物品存在于其中并且使用于其中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物品不一定精美，可以是农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可以是贵族家庭的物品。借助于实体物品可以将物质文化研究转换成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例如，西妥会修道士房屋建筑的意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需求所体现的社会环境以及消费主义的兴起；追踪某一本书的流转易手，借以分析当时人对待文化的态度或者书籍持有人的社会与文化经历；借助于实体物品考察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信仰的物质载体以及严重的物化倾向等。
物质文化研究并非全新的研究领域，只是将世界各地博物馆对于中世纪收藏品的研究拓展到对于物品背后精神世界的探寻。然而物质文化研究的解读角度与视野是全新的，必将对中世纪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影响，也可以增进非专业人士对于中世纪的兴趣。
“全球化中世纪”研究
“全球化中世纪”的创建者，是从事非洲、亚洲或者拜占庭、中东研究的学者。与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视野不同，在这些学者看来，欧洲并非一个自成一统、与世隔绝的地域，而是位于世界的边缘，与其他地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全球化中世纪”提出了走进中世纪的全新路径，关注于物品、人群、思想之间的关联与流动，主要致力于构建各地之间的商业联系与经济交流。这样的研究有可能为中世纪创建一种“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印度洋商路与横跨亚洲的丝绸之路。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欧洲只是一个小角色，因为欧洲距离这个体系的中心是如此之遥远。这一选题的明智之处，不仅在于降低了研究难度，因为经济与商业的交往最容易追溯，而且可以规避一个核心问题——中世纪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世界之广大？涉及长途贸易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即使货物的贩运贯穿了商路全程，商人也只是阶段性而不是全程参与；商品货物的最终消费者可能并不了解货物的来源地，因为货物的起点与终点两端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无需“全球主义”参与其中，无需对于已知的陆地与海路以外世界的真正了解。
斯旺森教授在讲座中讨论了中世纪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大量内容不仅涉及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且具有引领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意义。中世纪学的基本特征是合作与跨界研究，因而中世纪学的发展需要超越传统的学科领域界限，突破地理划分与时间分期的局限，采用综合性路径走进中世纪，这是斯旺森教授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刘城）
（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
师从享誉国际的沃尔特·厄尔曼教授（研究中世纪教皇史与中世纪政治思想史），1976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79年起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现为中世纪教会史教授，有大量著述论及1100—1530年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宗教与社会，其中包括《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发行的赎罪券：进入天国的护照？》《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教会与社会》《欧洲的宗教与虔诚：1215—1515》（龙秀清、张日元译）等。自2003年以来，斯旺森教授每年前来中国访问，先后在多所大学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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