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事实上，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重温和掌握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高国家战略能力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的任务。

一

毛泽东思想并不产生于书斋中的空想，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 。11月19日即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那份秘密瓜分欧洲的“百分比协定”后的一个多月，斯大林便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

在中共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 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9月间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过江统一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频繁暗示共产党军队不要南下过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此为毛泽东断然拒绝。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 。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得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 。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 。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

比较同期的中国，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却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 。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及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 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 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的历史，我们真得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 及其稳定的力学原理。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为此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那就会知道毛泽东统一中国对于中国及亚洲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二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谁知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湾，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

一波未平，又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敬意。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入朝参与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压力”，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结果 ，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 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 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实在是太不通政略”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教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事实上，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东北亚和平问题。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双方谈到并评估了朝鲜北方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当时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建议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毛泽东还帮助金日成分析其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 显然，当时朝鲜形势的稳定与否，是新政权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哺立即亡的悲剧的关键因素，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 为墟。” 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恰恰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的考虑”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国出兵东北亚；在此，值得我们留意学习的是：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请下出兵抗美援朝，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 。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 ，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和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年继而1955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和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联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气，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 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其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 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 笔者深以为然。

三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决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 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也有“人谋”的因素。在前者中，司马迁揭示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在后者中，首功当推毛泽东。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说到大西南，让人想起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将来从长计议。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

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退和进战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 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说到这些，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