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关于延迟退休全社会需要一场理性对话
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养老金缺口累积债务仅相当于GDP总量的70%，而目前，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200%甚至300%。可见我国养老金缺口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更不存在马上崩溃的危险。不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不会明确提出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让大家少交钱。但是，如果退休年龄等条件长期不改变，未来养老金缺口问题会越来越凸显。在渐进推行延迟退休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公平。而要实现公平，当务之急必须彻底清理当下已几近泛滥的提前退休问题。
随着《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对外公布，有关延迟退休的政策导向浮出水面。《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虽然政策方向已定，但多数公众在延迟退休问题上仍持一边倒的反对态度。对此，如何争取公众对延迟退休政策的理解与支持，成为当下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延迟退休问题上，中国社会亟需一场理性的对话。”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指出，一方面，政策制定者要向公众解释清楚设置合理等待期、小步慢走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政府应尽快解决现有养老制度中的缺陷，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与普通公众在养老金缴纳与养老待遇上的差距问题，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建议设置两年左右等待期，到2050年左右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决定》中提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贡森：这一政策正式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还是第一次，但在此前已经被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讨论了很多次。大家基本形成一个共识——这一政策的出台有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本世纪初，我国城镇50岁以上高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不论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都显著较低。还有劳动能力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靠什么维持生存呢？无非就是家庭转移支付与社会养老金两种方式。交费者越来越少、领取者越来越多，国民经济和养老基金终究难以为继。
退休后能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是公民在文明社会所应该享受的重要福利。但是不能走向极端，不能在不考虑养老金制度未来能否持续的情况下，只强调当代人早退休的福利，而不顾后代的福利。如果这样做，就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相伴随的经济社会危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中国青年报：养老福利政策在欧洲债务危机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贡森：依我看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上世纪50年代，西欧人每年的工作时间平均比美国人多一个月。可今天，美国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比西欧人多一个月。与此同时，西欧人的工龄也在缩短，许多西欧国家的实际退休年龄降低了8岁以上，而美国、加拿大等国只降低了4岁左右。对于西欧国家来说，在国民平均寿命增加的同时退休年龄大幅降低，社会养老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了。我国应当吸取这样的教训，对养老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不让其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延长退休时间，是几乎所有国家面对越来越重的社会养老压力时的通行做法。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即便在金融危机、就业大环境不佳的压力之下，也都坚决推进延迟退休计划。
中国青年报：日本、美国等国家，虽然只是延长了三四年的退休年龄，但却用了30至40年的时间去过渡。我国的延迟退休制度要如何渐进呢？
贡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执政党敢把退休年龄一次性延长三五年。所谓渐进，就是小步慢走的意思，是世界各国推行延迟退休时的普遍做法。比如将退休年龄延长5年，那么就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进行，每一年就延长几个月。
除了渐进式过渡外，在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后执行前，一般会有一个等待期。这期间，国家可以进行组织管理准备。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公众对自己的生活有充分的预期与安排。比如一些职工知道自己何时退休，也许就会计划给子女带孩子，子女也会根据这个安排准备怀孕。
等待期虽然必要，但是不宜太长。这就像一个人长跑，终点是固定的，现在等得久了，后面就要跑得快一些；现在等得时间短了，后面就比较轻松。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为了贪图舒服，一直不愿意延迟退休，拖上个十年八年，那后面延迟退休的步子就得迈得很大，对后来人的生活影响也会很大。我们经过研究建议，当下应该尽快宣布我国的延迟退休方案，然后给出两年左右的时间作为政策等待期，两年后采取小步慢跑的方式，直至在2050年前后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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