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奇迹里，一个受到充分激励的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的发展压力依然存在，我们深化改革不能丢了宝贝——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过再造政府的运动，原因就是政府官员被各式各样的规则和程序严格约束后，失去了应有的工作激励和创造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所以，未来我国虽然更加强调约束地方政府，但是这种约束不能以牺牲对地方政府的必要激励为代价。只有约束、没有激励的政府制度，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可能太昂贵了，我们暂时还“买不起”。
11月初，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议上强调，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有敢啃“硬骨头”的勇气，防止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随后，在地方政府改革问题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等多项具体改革措施。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年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改革以及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必将占据重要位置。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财权应该如何分配？近日，国内中央地方关系问题研究权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周黎安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在新一轮改革中，地方政府改革以及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对改革大局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要时刻注意在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间寻找平衡，渐进式地实现地方政府由“放手做事”走向“束手做事”。改革想要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就一定不能只在收权放权问题上绕圈子，而要引入并保证社会力量对地方政府的充分监督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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