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
三、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推进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党的农村政策始终强调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耕地经营规模的选择，必须从当地的实际状况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既要考虑当地农业资源禀赋的状况，又要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农业人口的转移程度，还要考虑农业资源分配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我国人多地少，不具备新大陆国家（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可以普遍发展大规模家庭农场的基本条件；而改变“半城镇化”现象的长期性，又决定了多数有外出就业人员的农民家庭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放弃对耕地的经营。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推进我国现阶段的耕地规模经营，就特别要注意把握好规模的适度。
耕地经营规模的变化，既是技术演进的过程，更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不能只看效率这一个指标。我国目前还有约1.9亿户农民家庭在经营耕地，如果要达到户均经营百亩左右的耕地规模，那就需要转移出90%以上的农户，这显然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实现的。上海市松江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都比较快，全区86%的农村劳动力已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具备了加快耕地流转、集中的条件。这个区从2007年开始探索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目前全区80%的粮田由1206户家庭农场在经营，户均经营耕地面积113.3亩。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下，夫妻俩一年种两季，年纯收入一般可在8万元左右，与上海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已不相上下；而那些利用剩余劳动时间代公司养猪的家庭农场，每年还可再增加纯收入六七万元。由此来看，目前松江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就基本适宜。
吃住都在家、农业社会化服务降低了劳动强度、收入又不低于城镇居民，家庭农场这种形式就对松江区的大多数农户有了吸引力，家庭农场主便成了抢手的好职业，家庭农场的耕地规模暂时就不必、实际上也难以扩大。松江区的实践表明，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必须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相适应，必须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能力相适应，必须与多数农民所期盼的收入水平相适应。让更少的人经营更多的耕地，农业的效率和经营者的收入肯定都会更高，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如何使更多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因此，确定合理的耕地经营规模，应当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放在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大背景下来统筹考虑。
四、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推进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很大，其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农业经营者生产的农产品又各不相同。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下，农业劳动力正在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在家庭经营这一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农业必然会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演绎出多种多样的具体经营形式。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2年底，我国农村承包集体耕地的农民家庭约2.3亿户，其中有约4440万户发生了流转出承包耕地的行为（占承包农户总数的19.32%）；目前仍在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家庭约1.9亿户，他们经营的耕地面积（包括流转来的耕地），占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92.5%。这表明，农民家庭仍是我国农业中最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但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户承包耕地经营权的流转，其他各类新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也在发展。目前，全国已发展起农民专业合作社68.9万个，入社成员5300多万户；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30余万个，带动的农户约1.18亿户；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各地仍对农业实行由集体统一经营的村、组约有2000个，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同时，租赁农户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工商企业也在逐渐增加，全国约有2556万亩耕地由企业在租赁经营。
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是农业向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一方面，由于农业人口的转移，原来由各家各户自己经营的承包耕地经营权有了流转和集中的可能；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生产。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在催生各种新的农业经营形式的成长。从各地已有的实践看，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不同农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对经营形式提出各不相同的要求。例如，粮棉油糖等大宗产品的生产效率，主要取决于耕地的经营规模。因此，通过流转承包耕地的经营权实行土地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便在这一领域应运而生。瓜果蔬菜花卉等鲜活农产品的生产效率，主要取决于品种选择、栽培技术和市场营销等，通过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方面少数“能人”的带动作用，因此，由专业合作社生产这类产品就受到农户欢迎。现代化设施农业和规模化养殖场，对技术、投资、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要求，超越了大多数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能力，更适合引入社会资本实行企业化的经营。
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要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效率，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加强农产品的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等之外，通过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显然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从各地探索实践的经验看，目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主要有三大类表现形式：一是通过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扩大家庭经营的土地规模，如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2年底，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已达287.5万户；其中，家庭农场87.7万户，经营土地面积1.76亿亩，户均经营耕地200.2亩，年收益18.47万元，均明显高于普通承包农户。除了常规的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外，近年不少地方农民创造的土地托管、代耕、“土地银行”等形式，也对扩大耕地的经营规模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依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通过“耕、种、收等主要作业环节靠社会化服务，日常田间管理主要靠家庭成员”的方式，以扩大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来弥补生产经营主体耕地规模的相对不足，节本增效明显。较有代表性的是，每年夏收季节，农业部门组织数十万台联合收割机实行大范围的跨区作业，使我国3亿多亩冬小麦的收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既实现了适时收割和减少粮食浪费，又使农户降低劳动强度并增加收入，还明显提高了农业机械的利用效率，可谓一举多得。
三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既有围绕某些特定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而展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农业生产联合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着力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在不少地方，合作社的经济技术服务能力，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社员的需要，还能够向非社员提供社会化的服务，从而发挥着带动更多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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