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明：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的历史突破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和发挥这样的整体制度优势？以党代政不行，以政代党更不行，二者都要建设、完善和发展，才有可能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聚集这样的制度优势。这种道理乍听起来非常简单，但要从情理法理上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经验教训的积累的，并不是几句西方政治学的原理就可以说清楚的。直到现在，就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问题依然有两个重大的认识误区，一个是把党的执政方式从党的领导制度中抽象出来，仅仅从执政党执政的角度去理解执政方式，强调既然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既然我们现在早已经是执政党，那就应该遵循执政党应该遵循的所谓“普适规则”，忽视甚至否定党对政权的领导；另一个是仅仅从党的领导角度去理解党的执政方式，而忽视了现代政党执政和现代国家制度运作的共同规律。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我们对党的执政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也影响对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实现路径的探索。

这次全会终于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回应，并揭示了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的内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要求，我们党既要遵循现代政党执政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必须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点和优势，这种执政的特点和优势的集中体现就是党的领导。因此，我们党的执政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想当然地把党的执政方式从党的领导制度中抽象出来，而简单地从执政的角度来研究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相反，必须充分考虑党的领导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即党的领导是党执政的政治前提，而党的执政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因此，研究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问题必须要同时考虑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两大方面。就党的领导方面而言，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的关键是要在制度上实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定位，从而保证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领导；就党的执政方面而言，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的关键是要在制度上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具体来说，就是党依据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规律，依法全面健全国家政权体系，并依法有效地运作国家政权体系，使其真正承担起组织、协调、管理和保障社会的基本功能。由这种内在规定性所形成的党的执政方式的科学制度安排，既保证了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领导和控制，又实现了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运作。这是增强和完善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所以，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里，突出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是提出了如何依据现代国家制度原理，全面健全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要求。只有通过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只有不断提高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只有不断提高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和中国社会的自组织水平，才能有效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党对国家政权和中国社会的科学领导。就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言，三中全会的这一历史突破，在理念上彻底澄清了党政关系的很多认识误区，特别是澄清了什么才是党对国家政权的科学领导，不是以党代政，也不是以政代党，不是党政合一，也不是简单化的党政分开、党政分设，而是主要表现在党善于创设、完善、建设国家政权，善于依据现代国家制度原理全面健全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善于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政权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国家制度体系运行的效率越高，越说明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水平越高，越说明我们党善于领导国家政权，越说明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越强。一句话，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国家政权的制度化领导，才能更好地实现党对国家政权体系的高效运作，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党政关系合合分分的误区，解决党政职能分开的难题，实现党的领导制度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

其实，善于通过政权设计建设实现党对政权的科学领导这一宝贵经验，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就已经有了，只是我们重视总结汲取的不够，当时的“三三制”政权设计、建设完善和高效运作，就显示了我们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善于领导政权的科学理念和卓越能力。这是历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节点上的高亢呼应，这是和民族一起历经磨难坚韧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走向新的辉煌的光明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