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吸收。所以,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是一回事,搞文化输出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种客观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是挡也挡不住的,后者是一种战略选择,明摆着是去占领人家的文化市场的。国际社会尽可以放心,中国没有这样的战略。
从历史上看,中国虽然有5000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但中国人很少主动走出国门去传播自己的文化。因为中国历来秉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理念,即任何独特的美好与芬芳的事物总是能够自动吸引各方关注,无须言语和其他外力的推波助澜。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看,文化传播从来不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意图,而是“副产品”。唐代玄奘西游印度,意在取经;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为对外昭示“天朝恩泽”。中华文化之所以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主要是这些国家的人主动到中国来学习的结果;中国文化之所以对西方的文艺复兴,特别是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一定影响,主要得益于西方传教士所发挥的桥梁作用,是他们把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回到了欧洲。
然而,近代中国因鸦片战争而陷入衰败。这不仅打破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也打破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机时刻,中国人反省了自己的文化缺陷,开始向西方学习,力图赶上西方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恰逢进入全球冷战时期,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基本上陷入意识形态的对抗战中,中国只能与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中国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在此期间“左”的思想极其浓厚,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自身文化建设出现停滞,对外文化交流无从谈起。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现象最早在民间出现。1988年,中国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文化产品首次获得国际奖项,激发了更多中国人将自创的代表其所思所想的文化产品推向全球。此后,中国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中国应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观点,呼吁将富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文化产品推向全球,在世界上逐步扩大中国影响力。这些学者在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全国政协作为中国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又将“文化走出去”理念提交到了中共中央。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终明确将“文化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推动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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