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话语陷阱的实质分析
西方对中国设置话语陷阱的基本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借其主导的国际舆论结构，使其包含着话语陷阱的对于中国的评论，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对华舆论主流，进而形成对中国的高强度舆论环境压力，让中国在面对这种话语时左右为难，认同了等于自我缴械，拒斥了则会背负污名；二是有大量的西方话语，虽然并非全然针对中国道路，但形成强大的国际思想或舆论潮流，裹挟着人们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从而给中国各界带来认识上的困惑，进而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三是在西方话语攻势下，中国国内舆论产生分化，一些包含陷阱的西方话语“内化”成了中国国内舆论，由国内学界或媒体加以宣传、发挥而产生“内在的”影响。当前中国国内一些要求政府无条件采纳西式自由民主价值、普选制、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的舆论即属此种情形。
西方舆论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设置话语陷阱，主要有以下目的：一是通过话语来展开对我国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争夺；二是在根本上推行其所信奉的崇尚实力与理性自私的国家政治哲学；三是将西方利益进行道义性的话语包装；四是隐含着西方国家国际战略上的盘算。因此，揭示西方针对中国道路的话语陷阱，是走好中国道路与争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下文依此进一步分析西方话语陷阱的实质。
其一，“包治百病”的西方制度推销。世界各民族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文明形态、经济水平、社会矛盾结构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既使世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也构成了宝贵的国家多样性、文化与文明多样性以及历史多样性。这就决定了用单一的某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在世界各不同形态的国家推行，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在思想方法上也是错误的。尽管首先完成了工业化革命的西方自近代以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就可忽视国家差别而通行于世界。从西方制度向非西方世界的推广历史看，其在大部分国家的推行都带来了社会动荡、民族分裂、经济管理效能不高等严重问题。然而，西方的先发优势已固化为其制度优越感和心理优势，却对其制度推广中的问题往往视而不见，这事实上是将西方的制度等同于“包治百病”的良方。
其二，在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中“拿下中国”。冷战终结之前，西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扩张已经有一个长期的历史，但是冷战终结对于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扩张仍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由于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被解读为西方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胜利，加之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西方一时之间“无对手”，其全球性扩张几乎所向披靡，“拿下中国”是志在必得。然而，历史终究没有终结，中国不仅在西方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包围下实现了突围，没有按照西方的意愿成为其意识形态的新俘虏，而且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给西方造成了“挑战”：要么承认其“普世制度”与“普世价值”不普世，要么继续寻求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拿下中国”，实现真正的全球性扩张。显然，西方的主导性话语不会轻易认输。
其三，西方国家利益的话语包装。西方国家将利益视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核心因素。19世纪英国外交家帕默斯顿有句被西方奉为圭臬的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久及永恒的，追求这些利益是我们的义务。”西方针对中国道路的无数话语，或作政治制度优劣的比较，或站上伦理与道义的高度，或以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名义，或贬损或褒扬，其背后都有自觉不自觉的国家利益动因。实质而言，西方话语往往就是其国家利益的包装。拿近年来被热炒的气候暖化与二氧化碳减排议题来说，一些国家制造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舆论，似乎是以科学实验为依据，并站在环境保护与全球共同利益的道义制高点上，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其已经取得的人均减排不对等利益，同时施压中国在减排上做出巨大让步，以阻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如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其核心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重大威胁”。有些“中国威胁论”的作者干脆是为了赚取商业利益而迎合西方的“主流民意”，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由于利益概念的扩展，在今天的世界上，让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赢得国际话语权、树立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形象等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国家利益通常经由话语包装，而话语权本身又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当然，西方国家对其利益的追求并非都有着拐弯抹角的话语包装，而是经常直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直白表达，甚至有点“理直气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阐述道：“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她这样的表述反过来也使我们认识到，她所谓中国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的言论，实质上也正是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话语包装。
其四，将中国纳入西方的轨道。这是西方对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从西方在近代欲将中国纳入其殖民体系，传教士们要用“上帝”救护中国，到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欲将中国纳入其联盟体系和远东管理框架，到冷战后采用政治、经济与舆论手段，或施压或诱导，以促使中国向西方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等这些事实，可看出西方欲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长期延续的历史线索。当中国贫穷落后时，西方舆论认为人口庞大的中国是威胁；当中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走向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时，西方舆论从意识形态上认定中国是威胁；而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以强劲的态势崛起时，西方舆论又从实力、文化、制度等角度论证中国的威胁。就是说，无论中国发展状况怎样，只要中国不是实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是奉行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西方就会视中国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曾有过“谁失去中国”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就是在追究美国没能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责任。显然，在今天中国已经崛起的现实面前，西方话语成了一种新的武器，“话语权战争”成为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当今“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基本结构下，西方话语正是以制造种种“话语陷阱”的方式对中国和中国道路展开这样的“软战争”攻势。
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经历重大牺牲、坚持不懈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寻得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适合中国自身的一条实事求是的道路。西方学界难以超越其偏狭的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宪政与极权、法治与人治的二元论视角，只会选择负面的词汇与话语来描述中国与中国道路。这种思想方法的局限，加上其近代以来获得的对自身历史经验、制度优势与“普世价值”的自信，再加上西方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由此汇聚起西方对于中国和中国道路的种种话语陷阱便不难理解。对于中国而言，只有警惕西方话语陷阱，认清西方话语实质，才能走好中国道路。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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