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革户籍创造人口新红利——— 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经济参考报》：提高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吗？很多发达国家采用这种办法，您觉得在我国适用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蔡昉：未来人们将会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里，20岁之前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上学，这一部分人群不属于就业。西方国家普遍应用的是把退休年龄后延，我国也可以借鉴此法。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是现在20岁左右的群体，59岁退休年龄的人群其受教育程度很低。即使企业缺工，也不会需要这些大龄劳动力，因此人为延长退休年龄只会造成这部分群体失业。
目前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比较低。我国53%的城市化率中有1.6亿的农民工，但这些农民工并不能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基本社会保障，也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就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
首先，稳定并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经济参考报》：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继续执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必要吗？在您看来，政策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调整的难点在哪里？
蔡昉：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大陆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中国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出现了社会老龄化等问题，其实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即使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生育限制，也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放开生育限制之后，中国也不会在生育率上有特别显著的提高。但是我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说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现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记者 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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