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辉
《经济参考报》：为什么个人、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积极性都不高呢？这种相关各方都不获益的制度，为什么还能存在？
郑秉文：从职工个人来看，占工资8%的个人账户只享受2%至3%的活期利息，如果用这部分钱去理财，收益率不会这么低；从企业角度看，做不做实账户与企业没有什么关系。从地方政府来看，如果中央不给钱，他好不容易找钱来做实账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放在银行里睡觉？说不通。对中央政府来讲，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对负责财政的管家来讲，如此低效地去用钱，显然没有积极性，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理财，难道每年拿出那么多真金白银去做实账户，然后放在账户里贬值？对负责做实账户的主管部门来说，反正是中央文件说的让做实，只要有人给钱，凭啥不去做实呢？拿到钱了、账户做实了，不就落实中央政策了吗？至于能不能提高收益率，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虽然空账不影响当期养老金的支付，但是它会导致制度长期不能定性、定型，严重影响政府和制度的公信力。
《经济参考报》：这种既不促进公平又不保障效率的社保制度，的确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要治病首先要找到病根在哪儿，这些问题是如何造成的？
郑秉文：从改革原则上讲，公平性和效率性的权衡，始终是制度设计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我国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回事。个人账户的引入是不成功的，实行完全的实账积累制，理想是好的，与现实是有巨大差距的。再看社会统筹部分，现收现付制与二元结构存在严重冲突，因为中国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太大，从信息经济学上解释，就是非精算中性制度下只能实行层次很低的统筹层次，因此，道德风险就加大，进而导致逆向选择，最终的结果就是制度长期低效。正是由于统筹层次低下，难以提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实实在在地提高，就进一步加大了道德风险，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经济参考报》：您为现行社保制度提供了一份相当详细的“诊断书”。那么您开出的治疗方案或者“处方”呢？
郑秉文：谈不上“处方”和方案。从我个人认识来看，实行N D C(名义账户制)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可以实现一个重要目标：多缴多得，少缴少得。这样一来，养老保险覆盖面可以立刻扩大，公平可以实现了，效率也提高了，缴费收入可以迅速实在起来，可以避免很大损失。就是说，要在制度设计中引入精算中性因素，这样才能重新构建和改善统账结合的社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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