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韩愈的现代性
韩愈对古典美学理想的颠覆和反叛，不妨视为中国文学中现代性的发生。而韩愈的变革被评论家所认可，就是诗歌史进入现代的标志。
韩愈诗歌语言这种种变异，不用说，都是他务去陈言的结果，但其背离日常阅读习惯的怪异性使它变得不像诗而更像文。陈师道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这等于是说不入流或歪门邪道。很显然，韩愈诗歌的变革，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求新而已，他实际上已突破了传统诗歌观念所能容忍的限度，背离了人们对诗歌特性的一般理解。这给理解和评价韩愈诗歌的价值带来很大的分歧和困惑，而今天我们又将如何评价韩愈诗歌的这种突破呢，依然值得深入思考。
仔细分析韩愈诗歌的变异，我们就会发现，韩愈的努力不只朝向求新，他同时还在颠覆人们习惯的审美感觉秩序。这只消同白居易略作比较，就能看得很清楚。白居易也求新，但他只是给旧传统里增添一点东西，比如闲适之情、身边琐事、语言的平易流利之美，等等。但韩愈不同，他决不满足于只带给人们一些新鲜的美学要素，他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审美感觉，以惊世骇俗的变异彻底改变人们对诗歌的趣味。从美学的角度说，其核心在于改变感觉层面的和谐和平衡感。
我们知道，平衡是构成和谐之美的核心要素，也是古典美的要义。中国古典美学一向以“和”为至高无上的理想，在唐诗清奇雅正的审美理想中，清、雅、正都是直接指向“和”的要素；即便是奇，也是保证“和”能光景常新而不至流于平庸陈腐的必要因素。但是韩愈却毫不客气地用浑浊、俚俗、怪异的诗歌语言覆盖了上述古典美的理想。
韩诗力求怪异的艺术表现，从根本上说还是审美心理和感觉的变异。自阎琦、陈允吉到近年兰翠、黄阳兴的研究，已从内外两个方面对韩愈诗风的险怪取向作了深入的探讨。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形容贾岛的诗境是：“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窞。”顾嗣立认为只是借题发挥，以宣泄自己好奇的欲望。我们在韩愈诗中的确常能看到类似的有意制造不寻常感觉的例子，如《秋怀诗》其九有句云：“忧愁费晷景，日月如跳丸。”下句拟日月为跳丸，极尽动静、虚实、大小的反差，给人强烈的不平衡感。《送无本师归范阳》又写道：“狞飚搅空衢，天地与顿撼。”一个明显流于粗狠的“搅”字，改变了我们的日常感觉。类似的例子是《燕河南府秀才》：“阴风搅短日，冷雨涩不晴。”这个“搅”字显然很能传达他所要的感觉，有一股强劲的力道。此外，如《李花二首》其二“清寒莹骨肝胆醒”，《归彭城》“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芍药》“浩态狂香昔未逢”，用字都狰狞狠重，意在制造一种独特的感觉。但这未必能给人怡悦的效果，所以蒋抱玄说“风致欠妍”。这也是朱彝尊评韩愈诗再三感觉遗憾的缺陷。
这些例子都让人感觉，韩愈似乎根本不将读者的反应考虑在内，也不求在感官上愉悦读者；唯一追求的就是新异，力图给人新鲜的感受，而不管它是否让人愉快。这不简直就是现代艺术的精神么？一种放弃了“美”意识的美学。吴翌凤编本朝诗选，序言提到：“古人之诗浑，今人之诗巧。古人之诗含蓄，今人之诗发露。古人之诗多比兴，今人之诗多赋。古人之诗纡徐婉曲，无意求工；今人之诗好着议论，动使才气，每用一意，不能自达，往往自下注脚。此今人所以远逊古人也。”如果以此为古今诗歌的分界，那么韩愈诗风的变异，恰好与“今”诗的特征相重合，似乎具有某种标志意义。严格地说，唐诗许多重要的变化都肇端于杜甫，杜诗在以文为诗、好议论、以家常入诗等方面都已开宋诗的法门，但尚未触动古典美的理想。韩愈因而袭之，变本加厉，遂将唐诗引向一个极端的方向。叶燮视中唐诗为“百代之中”，实则在中唐诗多元的取向中，只有韩愈对古典传统的颠覆，才真正具有超越唐代乃至唐宋之变的意义。而这些违背古典审美理想的新变，也只有在放弃以感官愉悦为基础的古典美理想的现代语境中，才能得到正面的肯定。
诗家对韩愈变异的接受可能早在北宋中后期就开始了，但评论家对此的历史总结，却要晚到清代才正式提出。这当中的间隔固然与明代格调派的独宗盛唐有关，不过真正的问题是诗学语境的古今转捩。经过公安派提倡中晚唐诗，程孟阳、钱谦益提倡以陆游为代表的软宋诗，王渔洋倡导以黄庭坚为代表的硬宋诗，真正的宋诗精神开始渗透到清代诗歌中，而宋诗风的鼻祖韩愈也顺理成章地被拂拭而供奉于廊庑。最迟到乾隆时代，以杜、韩、苏为三大家的观念已流行于世。袁枚《与梅衷源》提到：“诗宗韩、杜、苏三家，自是取法乎上之意。然三家以前之源流，不可不考；三家以后之支流，不可不知。”足以显示这一诗学背景。再经翁方纲、程恩泽、曾国藩、郑珍等承传发挥，韩愈终于确立起不可动摇的宗师地位。这一过程几乎是与宋诗的经典化同步完成的，也正是到清代中叶，“诗盛于唐坏于宋”的传统偏见才被彻底抛弃，而宋诗的艺术特征也终于得到承认和肯定。在这个意义上，韩愈评价的戏剧性变化可以说是与时代更替相关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现象。叶燮对韩愈的认识和评价乃是一个新的诗学语境下的批评话语，是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观的体现。
从根本上说，韩愈放弃古来以纯粹、秩序、整齐、对称、均衡、完满、中和为理想的艺术规则，代之以刺激、强烈、紧张、分裂、怪异、变形的多样化追求，实质上就是对古典美学的全面反叛，意味着“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的时代风气中，躁动着一股颠覆、摈弃古典美学传统的叛逆冲动，同时也意味着古典审美理想已发生裂变，并开始其漫长的现代性过程。韩愈诗歌的艺术精神，核心是放弃对感官愉悦的重视和追求，刘熙载谓之以丑为美，让我们联想到西方现代诗歌的鼻祖——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两者的精神的确是一脉相通的。西方艺术史上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也就是古典艺术的形式美被放逐的过程。新，成为艺术唯一的目标，甚至不惜牺牲感官愉悦来获取新奇怪异乃至惊悚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对古典美学理想的颠覆和反叛，也不妨视为中国文学中现代性的发生，而当这种努力在“以丑为美即是不要人道好，诗至于此乃至高之境”（夏敬观《唐诗说·说韩愈》）的观念下被肯定时，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学批评已置身于一个现代语境中。
说到现代性，这是一个既时髦又复杂的话题，在此我想顺便谈谈我的看法。自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诘问，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掘上溯到晚清小说，对大陆学界产生不小的影响，但迄今为止，文学研究中涉及现代性的讨论都以表达的内容或观念作为现代性的依据，使文学自身的现代性仍被弃置在视域之外。
在我看来，诗歌的现代性就是诗性的现代性，或直接说审美经验的现代性。现代性概念本身就隐含着与古典或传统的互文关系。一旦我们使用现代性概念，就意味着是在谈论某种非古典、非传统的东西。所以，文学的现代性，质言之就是反古典、反传统的特征或倾向。韩愈诗歌创作抛弃包括各种形式、技巧的所有规范，同时破除一切禁忌，虽未公然宣称反古典、反传统，实质上已是彻头彻尾的反传统、反古典。参照中国现代诗歌对自由的追求，我们有理由将韩愈诗歌的变革视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动。由于它不合时宜地突发于一个古典的语境中，所以一直被目为异端，历经宋、元两个古典时代，再经过明代这个仿古典时代，其现代性趣向始终都被压抑着，典型地表现为王德威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到叶燮的时代，这种压抑终于得到释放，反传统、反古典的美学精神终于得到承认和肯定。从叶燮对韩愈诗歌变革的大力推崇到乾隆间对宋诗反传统倾向的全面肯定，表面上看是诗家趣味的变化，实际上背后有着整个文化语境转变的问题。因背离传统和古典美而显得怪异、难以接受的韩愈诗风，竟然成了诗史变革的最大动力，作为诗歌史上最大的创新被肯定！这种后设评价本身就意味着观照主体已站在现代立场上，而文学和批评已进入一个现代语境中。如果说韩愈的变革隐含着一种现代性的话，那么其变革被认可就是诗歌史进入现代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诗歌的经典化过程，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作家的接受史，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韩愈诗歌及其接受史的考察，必须与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同步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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